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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作者:DrawnSeed
发表时间:2021-09-04
更新时间:2021-09-04
浏览:19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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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4251529/rmh4251529

梁建章:中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
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
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
阱’临界值(1.5以下)。”这一断言严重误导舆论。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界核心人物,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
讲解人口问题。他自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2018年连任该职,并被国家
监察委员会聘为特约监察员,聘期至2023年3月。鉴于翟振武在人口学界的地
位,有必要详细分析其言论及其影响。



一、翟振武过去的推算和预测

最能突出反映翟振武学术行为的,是他在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该文称:“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
来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 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2018的3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
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
万的一半。

从二孩政策效果来看,翟振武的预测更是离谱。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他预
测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为3395万(即4995-1600)。但按国家统计局
数据,相对2015年的1655万,政策实施后的增量高峰仅为131万(即1786万-1655
万),不到他预测的1/20。



这并非翟振武对人口形势的严重误判的孤例。比如,他在2008年称:“目前中国
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这里的新
增人口可能是记者笔误,他实际所指应是出生人口。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6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约1600万,2012年仅1635万,远低于他预测
的1900万。

又如,在单独二孩实施后的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微降1.72至115.8,而
出生人口则微升47万至1687万。但翟振武在2015年2月却夸大其词地称,2014年
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他还预测:
“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
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 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1655万,不但没大幅度跳跃,反而比上年减少32万。

再如,在全面二孩实施一年后的2017年2月,翟振武预计,“十三五”期间每年
平均增加900多万人,最后在“十三五”末(即2020年)我们能达到14.2亿左
右。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三五”头3年2016、2017、2018的人口增量分
别为809万、737万、530万。而且,未来两年的新增人口会远少于530万。即使维
持在530万的水平,“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长也仅627万,比他预测的900多
万要少30%多,总人口最多仅14.06亿,远不到14.2亿。

翟振武不仅严重误判人口趋势,还缺乏基本常识,甚至为了支持限制生育而信口
开河。比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人口年均增长率
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
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远高
于他所说的3‰。又如,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
说:“1970年,全国人口6亿多”。但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超过8亿。

二、对全面二孩之前生育率的估算

预测出现偏差,或偶尔口误都情有可原。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欠
缺。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个方向上错得如此离谱,令人怀疑这是在故意扭
曲。翟振武近日言论似乎在继续这种行为。

翟振武称,以公安户籍登记数推算,2006-2014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1。
公安数据并不公开,不知道他如何获取这些数据,更无法验证他的计算。由于户
籍政策调整,不同年份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甚至有一人多户。 笔者今年曾
协助起草一份全国人大建议,解决一人多户乃至学籍与户籍错配的问题;很多人
当年让孩子在外地上户以规避计划生育处罚,等户籍脱钩计划生育后又在本地上
户,导致一人多户。

翟振武称,他根据2017年小学在校人数算出2007-2010年生育率为1.69。但自
1997年中央分担部分教育经费后,在校学生数长期有虚报倾向。在2013年采纳电
子学籍后,各年级在校学生数就普遍缩水10%以上。虽然学籍管理日趋严格,但
因为在校学生数涉及教育经费,虚报现象难以杜绝,而在电子学籍采纳之前的虚
报更难清理。教育部门删除重复学籍非常谨慎,甚至还需家长申请。

针对人口和生育,国家统计局每年按惯例会公布1‰ 的抽样调查生育率,以统计
公报公布出生人口数,尾数逢0年份会进行人口普查,尾数逢5年份会进行1%抽样
“人口小普查”。其中,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是和平
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其必要性正是因为其他数据源难以准确反映人口状态。此
外,卫生机构每年还会公布分娩数据。

表1显示了不同来源报告或推算的2007至2010年出生人口。其中,2010年人口普
查和2015年1%"人口小普查"使用对应岁数的人口,后者按全国总人口成比例调
整;由分娩数推算的是当年卫生机构活产数/住院分娩率;2017年在校生分别是
各年级学生数,假设所有孩子6岁上学,且没有变更年级。据生命表推算,2006
年以来,0至12岁的累计死亡率不到2.5%,所以忽略夭折对分析影响有限。



根据表1,翟振武在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要远高于其他数据。 针对
2007-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计算为1.56、2010年人口普查
回测为1.46、2015年"人口小普查"回测为1.51、每年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为
1.37、由分娩数推算为1.37。 如果去掉偏低的普查年份2010年的数据,结果则
分别为1.57、1.54、1.53、1.42、1.37,全部显著低于翟振武由公安数据估算的
1.71和由教育数据估算的1.69。

在各种方法中,根据每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最直接,也是国际上通用
的方法。虽然使用的抽样仅1‰ ,但不受汇总数据利益的影响。人口普查数据是
系统性采集,较好地保持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理应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人口数
据,其准确性也为“人口小普查"所佐证。

相比之下,公安、教育数据不仅有虚报倾向,而且由于采集时间不同和方法差
异,存在内部不一致性。在估算总和生育率时,教育数据只能提供在校学生数,
而母辈数据必须来自其他数据源。这些因素给偏差性使用数据留下空间。

特别是,总和生育率的估算涉及年龄别妇女数量、生育年龄分布和出生人口的选
取等环节。如果在每个环节刻意选择有利数据,导致5%的偏差,那三个环节就能
带来15.8%的偏差。如果实际生育率是1.45,这种选择性使用数据甚至可以算出
1.68。鉴于翟振武过去预测的一贯表现,和他解读数据的扭曲和夸张,无法排除
他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过程中,选择性使用数据以得出严重误导的结论。

翟振武还提到,"根据国家卫计委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45岁妇女在结束生育期
时,平均生育了1.68个孩子。这就与教育部、公安部获取的数据计算结果基本一
致。” 但在2017年45岁的妇女,是生于1972年的70后,在他计算生育率的2007-
2010年区间里,已是35-38岁,早过了生育高峰;而生育高峰落在2007-2010年的
妇女,在2017年应是34岁左右,即出生于1983年的80后。我们根据每年抽样调查
生育率重构的数据,计算她们在2017年的累计生育率只有1.25,终生孩子数难以
超过1.4,根本不能佐证翟振武根据教育和公安数据计算的结论。



三、对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断

使用滞后于生育状态的教育数据来“修正”生育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
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调查生育率是1.22。尽管之前诸多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
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学者使用教育数据把人口普查1.22的
生育率上调47.5%到1.8。在此之后近10年时间里,计划生育部门把“修正”后的
1.8奉为权威数据,一再贻误人口政策调整。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
测,当年的生育率仅1.35。

翟振武使用教育数据断言中国没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故伎重演。 比可能虚
高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数据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状态,无法体现生育意
愿的快速变化。

如果从抽样调查数据来判断,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后就已大幅下降。在2007-
2010年,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分别为1.45、1.48、1.37,1.19;除去人口普查
年份较低的2010年数据,平均为1.43。而2011-2015年的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分
别为1.04、1.25、1.22、1.26、1.05,平均为1.16,比2007-2009年要低19%,其
中的最高值都要低于2007-2009年间的最低值。

不过,由公报出生人口来推算,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基本稳定。其实,统计
公报的与抽样调查的数据之间一直存在差异。在2001-2009年,统计公报的出生
人口比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万至267万,平均每年多180万。但在
2011-2015年,这个出超进一步扩大到291万至523万,平均每年要多387万。如此
之大的差异究竟如何解释,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如果以人口普查为准,抽样调查倾向于低估生育率,而统计公报倾向于高估生育
率,但抽样调查生育率要比公报推算的更可信一些。 在2001-2009年,抽样调查
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年均少71万;而统计公报出生人口要比人
口普查回测数据,要多23万到230万,年均多107万。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
查数据核实,我们也发现抽样调查数据也要比每年统计公报推算的数据,更能如
实反映出生人口的长期变化趋势。

抽样调查生育率是由1‰的抽样样本直接计算,而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其实也是
基于相同的样本,但在计算中进行了加权调整。虽然由于样本的变化,抽样调查
生育率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但并不像公报出生人口那样受到认知偏差的影
响。

如果说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雾重重,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预测一错再错
则是昭然若揭。表2的预测来自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该报告排名首位的专家正是翟振武。尽管之前单独
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预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但这个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公布
的预测依然是谬之千里。



按该报告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公报出
生人口在2016年当年就见顶了。根据统计公报数据,2017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
万,比最低预测2023万少了300万,甚至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70万还少47万;
而2018年出生的1523万,比最低预测2082万少整整559万,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
1725万还少202万。

坦率地说,我们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但对
于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的我们来说,现实比我们预料的还严峻,只是
更强烈地印证了我们的忧虑。此后,我们在2017年10月发表的《从十九大的人口
政策内容来看人口数据将面临的两大冲击》一文中则提到:“2018到2021年的出
生人口将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出生人口能达到国家
卫计委预测下限(低预测)的可能性都是零。”2018年的数据符合这一判断。



四、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预测

翟振武的人口预测一错再错,并未让他有所顾忌。除了坚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
总和生育率超过1.7外,他还明言,“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降到1.6左右,不
过,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生育率会长期维持在1.6
以上的水平,而不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严峻的低生育率趋
势。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15、2016、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1.24、
1.58。而根据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这三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1.66、
1.63。后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实施前的2015年要高46%、在实施后第一年2016年
要高34%,但到2017年则仅高出3%。由两种方法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何在2017年
奇迹般消失不得而知。

虽然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看起来接近翟振武的预测,但其中很大部分归因于二孩
政策堆积的暂时性因素,因而会很快消失。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58的总和生育
率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
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
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积
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
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这一趋势在2018年更为明显。该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还未公布,但由统计公报出
生人口推算的生育率仅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数
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两个倍数相近。而在2018
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着二孩生育率至少与一孩生育率大致相当。也即
2018年1.46的总和生育率中还有约1/4可归因于堆积。 去掉该因素,自然生育率
仅1.1。

因此,随着堆积趋于消失,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将远
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
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 从2001到2007年,抽样调查的一
孩生育率分别仅0.67、0.80、0.78、0.72、0.56、0.69、0.67。由于对生育一孩
从未有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
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
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
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来看,未来生育率回升有限。即
使一孩生育率最终回升并稳定在0.8,那也意味着20%的妇女将终生无孩。



翟振武在专访中提到,“50岁以上的妇女生育子女数为零的不超过3%,也就是中
国有97%的妇女至少生过一个孩子。“ 后半句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中国妇女的
一孩生育率高达0.97。而过去7年的数据显示,一孩生育率介于0.56-0.80。翟振
武弃用最近几年直接反映育龄妇女一孩生育的数据,却从50岁以上妇女的终生生
育状态,来间接推算目前妇女的一孩生育率,不知道他意欲何为?

近年持续走低的一孩生育率说明,中国目前生育主力90后的生育意愿已大大低于
之前代际的妇女。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中国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
仅1.91,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仅1.46。 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
意愿都高达2,虽然它们的实际生育率分别仅1.46和1.22;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
都低于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日本和韩国。

而且,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养老体系完善、养育竞争白热化等都会继
续挤压生育意愿。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潜移默化,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
了默认选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也意味
着,在中国一孩生育率与东亚其他地方看齐的情况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未来只
会更低。

此外,导致未来出生人口下降的因素,除了堆积消失及生育意愿弱化带来的生育
率下降之外,是育龄妇女的大幅减少。从2018到2028的10年间,22-30岁的育龄
高峰期妇女将萎缩37%。再考虑到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在10年内有望降到1000
万以下。图1是我们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近年公布出生人口数及各年抽样
调查年龄别生育率的相对比例,对过去和未来出生人口的推算和预测,假设未来
总和生育率在堆积反弹结束后会逐渐恢复到自然水平。



图1. 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的估算和预测

翟振武他在专访中提到,“今年(即2019年)出生人口可能会在1500万上下。”
但根据我们上述预测,2019年的出生人口会继续锐减,减幅会小于2018年的200
万,但依然可能超过100万。而这只是未来出生人口雪崩的开始。

翟振武进一步声称,“在总和生育率为1.6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将
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量接近10亿。” 严格来
说,这并非人口预测,而是基于一个目前看来高不可及的假设,绘制完全虚幻的
远景。如果生育率5年内逐步跌至1.2,那中国人口将早至2021年达到高峰,到本
世纪末总人口将跌至6.5亿,到2150年将跌到3.3亿。

如前所述,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58,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为
1.63;2018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未公布,但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为
1.46。 而去掉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堆积效应,中国自然总和生育率不到1.2,远
远低于翟振武声称的长期高于1.6的水平。

在我们看来,翟振武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来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
性,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从其一贯言论来看,翟振武不仅在人
口形势判断上毫无学术信誉,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议方面,也违背基本的逻辑和
常识。在超低生育率危机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背景下,我们相信,历
史会记住哪些人说过哪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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