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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1978-1979) (转载)
[版面:中国科学院][首篇作者:zhonghangyue] , 2016年01月13日22:03:37 ,845次阅读,0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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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onghangyue (中行说), 信区: AC
标  题: 忆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1978-1979) (转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Jan 13 22:03:37 2016, 美东)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od_CHN_Hist 讨论区 】
发信人: zhonghangyue (中行说), 信区: Mod_CHN_Hist
标  题: 忆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1978-1979)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Jan 13 21:51:10 2016, 美东)

http://wu-nailong.hxwk.org/2016/01/13/%E5%BF%86%E7%A7%91%E5%AD%A6%E9%99%A2%E5%87%BA%E5%9B%BD%E4%BA%BA%E5%91%98%E8%8B%B1%E8%AF%AD%E8%AE%AD%E7%BB%83%E7%8F%AD%EF%BC%881978-1979%EF%BC%89/

吴乃龙

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出国研究生,随后在科学院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学习英语半年。这次学习对我
后来的出国留学起了重要作用。37年过去了,我还不忘当时的情景。

一.

1978年7月我在北京天文台参加研究生复试,在离开天文台返回陕西商南前,我已经知
道我被录取为射电天文专业研究生。8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县广播站清理物品做回北
京学习的准备,突然接到天文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老蔡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准备
派我到澳大利亚学习射电天文,要我去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人员英语考试。于是,第
二天一早我坐长途汽车赶赴西安,报名并参加8月15日(笔试)和16日(口试)的英语
考试。

10月5日我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肖庄原北京林学院校园内)报到
,被告知我应该到位于玉泉路的英语训练班报到。英训班开学在11月,比研究生院晚了
一个多月。英训班共有100来人,绝大部分是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出国研究生,加上很
少数的代培生。这些出国研究生,应与我相似,是从科学院录取的研究生(约1000人)
中挑选一部分,去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人员英语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最后决定
(绝大部分)是去英训班学习、准备出国,还是(只有很少数人因为成绩太低)到肖庄
的研究生院(“国内班”)学习。英训班只管英语训练,不管办理出国留学事宜。出国
留学事宜由各个研究所帮助研究生办理。之所以称为“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而不是“
出国研究生英语训练班”,可能是因为里面有通过其他途径进来的其他人员。顺便说一
下,与英训班一起还有一个德训班,约20人,是准备派往德国的出国研究生和其他人员。

二.

英训班在玉泉路原科大校园内,简称玉泉路英训班(相应有肖庄研究生院)。文化革命
期间,科大被迁往安徽,位于玉泉路的校园惨遭瓜分。北半部被高能所占领,南半部被
海军等机关占领,一些科大的老弱病残被挤到一个角落,名曰“留守处”。我在英训班
学习期间,看过科大留守处人员贴在校门口的大字报(据说还贴到西单去了),说科大
被迁往安徽是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的结果,要求把科大迁回北京。文化革命结束后
,南半部的占领者逐渐退出,建立了科学院英训班,后来研究生院从肖庄搬了过来。但
是,高能所没有退出,反而扩大规模。当时文化革命刚结束,某些人异想天开,鼓吹中
国自行建造全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连一些著名美籍华人也参与其中。高能所趁机扩
张,首先修建了许多宿舍楼。我们经常从楼前经过。有位老兄(研究生)指着宿舍楼笑
着说:张文裕(时任高能所所长)真聪明,先拿钱盖了宿舍再说。“建造全世界最大粒
子加速器”的吆喝声,很快就衰减为零。(历史正在重演。)

三.

英训班按教育部英语考试成绩从高到低分班。开始时6个班。我在成绩最低的第6班。没
多久,可能也就一、两星期后,第5、6班合并成第5班,20多人,计有:(数学所)邵
嘉裕,(力学所)王东健、朱升华,(计算所)李小波、犹嘉槐、朱明发,(高能所)
何礼熊,(电子所)孔繁年,(大气所)张大林、林修德、吴国雄,(天文台)吴乃龙
,(环化所)朱草斌,(地质所)夏宗国、赵中岩,(地理所)靳剑生,(计量院)张
章淼,(XX所)须英弟。此外还记得三位,我只能记得他们的模样,不记得姓名。

本班全是男生,住在一个平房大教室里。10多个钢架铁丝双层床,顺着墙壁摆了一圈。
教室中间摆了一些桌椅。作息时间和大学差不多。早上6点起床,不严格,可以多睡一
会儿。起床后有人跑步,有人读英语。一般情况下,上午、下午都有教学活动。有午睡
。晚上时间自由支配。晚上10点熄灯,很准时。熄灯前后是宿舍里最热闹的时刻,大家
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家在北京的同学,一般是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上返校。我
也是这样的。星期六下午坐公共汽车直达西单,下车后先到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然后
步行到二龙路。班上有2位高干子弟,虽然也放有铺盖在宿舍,但不在宿舍里过夜或午
睡。他们甚至中午都要骑自行车(约7、8公里单程)回三里河的家中吃午饭,然后匆匆
赶回学校上课,大冬天也是这样。只有几次,因为上午教学活动结束太晚,他们才到食
堂吃午饭,然后在宿舍休息一会。

四.

英训班刚开始时,教我们班的老师姓柴。我们当面叫他柴老师,背地里称他柴老头。柴
老头50多岁,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美国兵,所以我们推测,他一定是在文化革
命中被“清理”而成为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当时文化革命刚结束,英语教师奇缺。
不知谁知道他懂英语,临时拉来教我们。第一次上课,他走到每人跟前问姓名,是哪个
研究所的。然后就吹起来了,说只要懂英语,全世界通行无阻。不仅在美国,而且到欧
洲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小村庄,都没问题。听起来让我们觉得他真的跑遍了全世界。有
人问他,该学英语还是美语,他的回答是,都行,相通的。他只给我们上过几次课,就
被解雇了。

此后,教我们班的中国老师是肖朝良,教材是英国的“Essential English”,从香港
订购的课本。(在课本到达之前,用英训班自己制作的复制本,很不清楚。)我觉得这
个教材很有意思,课文中写人写事内容生动,课文后有练习,有笑话。教我们班的外国
老师起初是来自美国的Miss Wu(吴丽萍或武利聘),没有固定的教材。后来是来自澳
大利亚的Andrew。全班上课时用的教材是“English for Today”。内容也很有意思。
记得讲美国的交通,说美国是轮子上的国家。有一课讲一个城市的交通,对用公共交通
取代私家车进行估算。一方面,能节省很多车辆、燃料。另一方面,要在上班时间,同
时出动这么多大汽车,按时准确地把这么多人从各自的家里接出来、运送到各自的工作
地点。再在下班时间,出动这些大汽车,按时准确地把这些人从各自的工作地点接出来
、送回各自的家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者,这么多大汽车,不运送人的时候,
车停在哪里,司机干什么?结论是:用公共交通取代私家车不可行。我当时想:这和大
跃进时用公共食堂取代农民各家各户的厨房一样,行不通的。

英训班的外教还有:陈英和(吴丽萍的丈夫),Elizabeth(Andrew的妻子),
MissDeng(邓洁贞,来自美国)。他们教别的班。

除全班上课外,还有5、6个人的小组辅导。Andrew经常带英文杂志和报纸,以及一些杂
七杂八的英文材料。记得他给我们看报纸上一篇题为“The Gang of Five”(注意:不
是Four)的文章,我们觉得很新奇。还有一次,他给我们看报纸上的一篇报道:美国华
盛顿天主教大学投票选出世界上10大恶魔,给出名字并用一句话概括当选理由。现在还
记得5位:希特勒(理由:与人类为敌),斯大林(使恐怖成为一种制度),耄(残害
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中非皇帝博卡萨(吃人肉),乌干达总统阿明(独裁统治杀人无
数)。

到了学习的后期,举行模拟TOEFL考试,就是用过去的TOEFL试卷经行测验,通常是每两
周一次。

五.

除上课外,英训班还举办其他活动。

看电影。在附近的机关大礼堂里看英语电影“炎热的夏天”,还看过译制片“驯火记”
(苏联电影),香港电影“三笑”。在英训班食堂里看(临时挂的小银幕)英语电影“
Nicholas Nickleby”。

英训班的外教住在友谊宾馆,套间,每天房租20元,由科学院付。有时候老师邀请学生
去住处作客。我只去过一次,接受Andrew的邀请。凭学生证进入友谊宾馆。就是吃些东
西,聊聊天。记得吃的生鱼籽,其腥无比。作为回报,1979年春节期间,我们班的同学
邀请Andrew夫妇去附近的饭馆吃了一顿。事后每人分摊约2元5角。

1979年元旦期间,Miss Wu在上课时让大家在教室里庆祝一番。于是,桌子椅子被搬到
一边。两位湖南籍同学自告奋勇,表演节目“唱支山歌给党听”。A同学唱,B同学舞。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不知道Miss Wu听懂没有、看懂没有。(
Miss Wu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会说广东话,不懂普通话。)反正我觉得很
滑稽,在英训班当着外教的面表演雷锋节目。

还发生过其他事情。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Andrew问我们防空洞在哪里。我们对
他说,没有防空洞。他有些不相信,以为我们对外国人隐瞒,还追问过几次。班上的C
同学平日有说有笑,在战争爆发后,变得沉默寡言。3月战争结束,一天午饭后回到宿
舍,手里拿着一封信,高兴地对大家说:我弟弟来信了,回来了,没事了!然后开始念
信的内容:我是重机枪手,没被越军的子弹打中,……。1979年春的一天,我们正在上
课,突然感到轻微震动。下课后听说有一架波音飞机在五棵松(离玉泉路约2公里)附
近坠毁,撞到一个厂房上。有的同学听了,真的骑自行车去探看。回来对我们说,都封
锁起来了,不得近前。后来听说,是北京机场的一名飞机维护人员,因对某事不满而私
自架机起飞,打算去撞天安门,因为无法控制飞机而坠毁在五棵松。如果再偏一点,没
准就掉在玉泉路了。

六.

我的英语是在陕西商南县工作时自学的,从未上过英语课,听力和口语很差。刚开始时
,听不懂也说不出口,上课时非常狼狈,压力非常大。从前在学校,我的学习很好,上
课时轻松自如。现在情况完全反转,让我感到很沮丧,几乎丧失了信心。但是我安慰自
己:我完全靠自学英语而考取科学院出国研究生、有幸进了这个英训班,可以算是个奇
迹了,我必须珍惜这个机会。现在条件这么好,只要和以前一样,坚持不懈,努力学习
,最终一定会行的。班里的同学都很好,互相帮助。大家从各个研究所来到一起,唯一
的目的是尽快提高英语水平,准备出国。唯一例外是D同学。这个D同学,经常炫耀自己
,取笑他人。看我在背单词,便带着不屑的语气说道:你怎么还背这些单词?我回敬了
一句,反唇相讥道:你从初中就开始学英语,怎么现在和我在同一班?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情况逐渐好转,终于赶上了同班同学,上课表现正常,有了信心,
自觉好多了。转眼到了1979年4月,英训班快要结业考试了。突然,北京天文台通知我
回去,原因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的研究生邝振昆访问天文台,帮助我们制作
射电望远镜的数字接收机。工作室设在友谊宾馆里,我每天骑自行车到那里上班。邝先
生是位ABC(Australian Born Chinese),当时只会说很有限的普通话。于是我就成了
他的课堂翻译。开始时很困难,主要是不懂射电天文和数字电路的术语。幸好十多位听
众中,有几位研究人员对这些术语比较熟悉,帮了我很大的忙。几个星期下来,感觉好
多了。两个多月后,邝振昆先生离开北京返回澳大利亚。经过这段时间的实战,我的专
业英语有了显著的提高。

七.

英训班里出了不少知名人物。据我所知,在媒体(网络)上出现最多的是李小文,彭云
,靳剑生。

在英训班学习时我不知道研究生中有人名叫李小文。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2015年1月
从网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知道他原来是英训班的地理所出国研究生,还知道他当过华
夏文摘的编辑,等等等等。看了有关报道和讨论,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李小文的一些生
活和工作习惯(比如酗酒、抽烟),明显地属于病态,简直就是自残,是需要治疗的。
李小文因此而早逝。他在身后得到一片赞扬之声,为什么生前却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关照?

在英训班的出国研究生中,有一些是被当作将来的领导、骨干培养的。我们班的E同学
就是其中一位。他学成归国,真的成了领导和骨干。在英训班,有一天,有人指着一位
戴眼镜的研究生说:那是“江姐”的儿子彭云,是将来的计算所所长。我上中学时看过
小说《红岩》,当然知道“江姐”是谁。从此,我就记住了彭云的名字和模样。此后,
我很晚才知道,彭云到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再次赴美工作,继而定居美国。对此,
人们有不同看法,愤慨,无语,理解。这很正常。其实,这是个人经过思考后做出的决
定,作出的选择,属于个人自由,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诸如“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
(回国),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的辩解,“我虽然人在国外,但心还是在中国。我
的根在中国,我永远热爱自己的祖国”的表白,属于多余的话。与“江姐”的豪言壮语
相比,显得很是苍白无力。

靳剑生出名,主要是因为他的妻子宋岩(宋彬彬)。靳剑生和我在同一班。有一天,宋
岩到玉泉路英训班找靳剑生,我见了她一面因而记住了她的模样。我在1979年4月离开
英训班后,不知同班同学的去向。1980年7月,我到科学院办的出国前学习班报到,正
好宋岩也去报到。从她与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得知,靳剑生去了MIT电子研究实验室读研
究生。1986年我学成归国回到北京,在路上偶遇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当年D同学。据他
的说法,靳剑生出生在美国,有美国的出生证。到美国留学,立即就成了美国公民。直
到2011年12月,我在网上看到靳剑生在北京因病去世的消息,心中一震(Shocking),
甚为惋惜。

靳剑生和我同班。看起来,他与班上其他同学并无二致。我和他没有很多的来往,只是
在一起上课,知道他喜欢运动,身体好。只有两件事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是,有一次肖
老师在课堂上和我们讨论如何改进英语学习。靳剑生说,他可以请葆青到我们班来讲授
英语口语。肖老师摇头,可能是表示对此不感兴趣。靳剑生不就此打住,仍然继续坚持
谈论他的建议,显得把握十足,表示他一定能请到葆青。这事可以理解成靳剑生关心集
体,也可以理解成炫耀他的背景。(葆青即申葆青,著有《英语语音简明教程》,(后
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期日广播英语讲座”主持人。)第二件事是,有一天,一些
同学到友谊宾馆外教住处作客后回到玉泉路。靳剑生在教室里当众气愤地讲述:我们从
外教住处出来以后,到友谊宾馆的游泳池去,要进去游泳。游泳池管理员不让我们进去
,说:游泳池只对住在宾馆的客人开放。于是我对他说:你这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吗?他还是不让我们进。我当即问他:你的姓名?他不敢告诉我。听了靳剑生的讲述
,我当时觉得,游泳池的管理员按规定办事,没有什么不对。这是“非住客不得入内”
,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沾不上边。他对此气愤,没有道理。可能是他以前到哪里都
是畅通无阻,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在潜意识中自认为是“高等华人”,不应受
这种规定约束。

八.

后记。1986年我学成归国后,在科学院研究生院当兼职教师,讲授最大熵方法。研究生
院在1981年从肖庄搬到玉泉路。我去讲课,重游故地。鸟枪换炮,研究生院盖了大楼和
许多教室和宿舍,非昔日的英训班可比。1988年,研究生院庆祝建院10周年,我应邀参
加。昔日是学生,今日是老师。电子部在一个教室里开座谈会。当年英训班的D同学,
也在研究生院当兼职教师,也在这个座谈会上。D同学本性不改,仍然是夸夸其谈,发
表什么“地球将来要毁灭”的高论。1995年回北京,我去探望高能所的熟人李惕培先生
,再次也是最后一次重游玉泉路校园。我在李先生家里吃午饭,就在当年张所长拿钱盖
的宿舍楼里。
--
恩来:“笑乒通自,逆痕箱费性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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