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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谷孙:英文系里的那三个大佬
作者:wh
发表时间:2016-02-13
更新时间:2016-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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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

忘记是哪一位大家(昆德拉?)说过,夕阳的余晖使一切显出醇美。年时何速,一不留神,老已冉冉近矣,自己不但满了一个花甲,更成了复旦外文系现职教员中最年长的一位。夕阳的余晖下,重存往会,怀想亲爱,不时有一幅幅师长的影像游走脑际,寤寐无忘!

20世纪50年代初,内地的高等院系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改组调整。政治上向着苏联的“一边倒”导致俄语畸形行俏,而被贬作“帝国主义语言”的英语则迭遭砍伐,直到全国之大只剩下七八个高校英语专业为止。复旦大学的外文系英语专业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七零八落”之一,更因为调入了原先分别供职于几家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和复旦以外其他国立大学多位有经验的英语教师,一时颇有群贤毕至之盛,成为院系调整的“得益大户”。

复旦外文系虽也有调出支援外校者,如冒效鲁先生之调往安徽大学,方重先生之调往上海外语学院,林今先生之调往厦门大学,朱复、索天章等先生之调往军队外语学院(后陆续调回),然与调入者相比,毕竟是少数。那时,作为学生,仰望复旦外文系各位师长,真可谓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居心向学之士,只要善从诸儒不同的学养和专长,博采并学,必可大有长进。

Big Three之一:杨岂深

先从当年被学生戏称为the Big Three(三巨头)的杨岂深、徐燕谋、葛传椝说起。杨是继全增嘏、孙大雨之后出任外文系主任的,“在位”有年,人称“杨老令公”,“岂深”二字据说是他本人入世之初改用的名字,意在自谦;而“老令公”其实不老,比之今日的我还年轻好几岁呢,只是他体弱多病(或自觉体弱多病),作派比较接近老者,说话喘悸少气,声音幽幽,往往未及一半便戛然而止,一手已摁脉去也(英谚云:The creaking door hangs the longest on hinges.扉虽危却长不倒。“三巨头”中杨寿最高,足征此语)。

识书识人是杨岂深先生对复旦外文系最大的贡献,无他人可比。复旦外文系一度图书资料丰足,曾是兄弟院系羡慕的对象。例如后来被称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反叛青年“圣经”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麦田守望者》,书出版不久,外文系资料室已经购得,有位学者专程从北方来,竟把全书摘抄了去。“文革”爆发,大字报攻击杨岂深独霸订书大权,而且新书一到照例要送他先读,被他垄断多时,殊不知倘若没有这样一位读书多、涉猎广、信息灵的系主任早早重视图书资源的积累,复旦外文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点“家底”。

杨又知人善任,且有前瞻目光,早在中苏公开交恶之前,他已抽调俄语教师改行去学法语和世界语,还曾拟议派人去学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一部分的拉丁语,以免“绝后”(出于种种原因,此计未成,幸有杨烈先生在耄耋之年,义务为系里的有志青年讲授一点拉丁入门,致未完全断种)。我虽不才,当时还算年富力强。是杨岂深先生在我本科毕业后的第二年,本人犹在攻读研究生的同时,把我推上最高年级英五“英美报刊选读”新课的讲台,逼我奋发努力。事后想来,杨可能看到了我这人不肯轻易言败的好胜心和比较强烈的表达欲,这才把我往高处推去,看看能挖掘出多少潜力来,而正因为起点较高,自己一点不敢怠慢,日后的进步也才更快一些。
毋庸讳言,作为党员系主任,杨在当年是不能不紧跟政治形势的,在历次运动中误伤同仁也是难免。一位嗜读克里斯蒂疑案小说的老教师曾对我说,她要写一篇某英语系发生教师连环被杀的故事,侦探结果发现“凶手”竟是那貌似弱不禁风的系主任,虽是无稽笑谈,与杨芥蒂之深可见一斑!杨早在“反右”之后便声称要以“forget and forgive”(忘却并宽恕)的态度对待同事之间的恩怨纠葛,而在“文革”之后,在他的晚年,老人似更经历了一番大彻大悟。

Big Three之二:徐燕谋

“三巨头”之二是英语教研室主任、我的导师徐燕谋先生。从英五精读为我班授课(1961年)始,到1986年3月26日遽归道山止,徐老夫子于我有二十五年的师恩,而自从我在1965年5月丧父之后,师恩中更融入了在我感觉中类乎父爱的感情。长江三月上刀鱼之际,夫子大人必令师母邀宴赐饭,“阿霁”(小女陆霁)享受徐家孙辈待遇,频繁出现于徐老夫子诗中,凡此种种,都是明证。

徐师是“文革”前高教部统编专业英语教材系列中程度最高两册(七—八册,与北外许国璋一—四册、北大俞大"五—六册配套)的编者,但从穿戴到举止可说是外文系最没有一点儿“洋”气的人。徐蓄一头板寸发,脚踏黑布鞋,爱吃肉做诗,似更像一位中文教员。在他主讲的英国散文课上,他也确实会不时引用汉语的劄记、小品名篇,以为对比映照,或在滔滔不绝的英语讲课过程中夹杂着“性灵”、“机趣”、“兴会”、“气韵”等难以译成贴切外文的汉语文评术语,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在他布置的课业中更有刘勰、钟嵘、司空图等的文论、诗论。按他的说法,中文根底单薄,洋文修养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王佐良先生曾对我说,他欣赏徐老夫子的话:“植木无根,生意无从发端矣!”徐还常以他的“同学如弟”钱锺书先生为榜样,激励弟子们凌绝顶而览众山,甚至向钱推荐过学生,但与此同时又告诫我们不可株守先儒,以附骥尾。

徐燕谋先生上课,总是早早来到教室,踱着步吸烟“热身”,讲课时也不喜居高临下站定在讲台,而是好在学生座席间的过道中穿行,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哪位学生要是“参与意识”特别强,抬头与他四目对视,或做出会意的表情,他便驻足与这名学生“对话”一番,讲到得意处还会朝学生的肩部猛击一掌,然后扬声笑着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一度,徐燕谋爽朗的笑声几乎可算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的一块“招牌”,每周五下午来系办公室参加分组政治学习,循徐式giggle找英语教研室,绝不会走错门户。这笑声到了“文革”忽归哑寂。原来,徐是敬老慈幼之人,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这比之他本人在外文系所受的冲击,是更为难熬的精神折磨,于是十年浩劫期间,徐在公众场合基本不再说话,兼之长年失眠的顽疾,就此种下了极度的抑郁。

徐老夫子有几个得意门生,说我是其中之一大概不算夸诞,但我几乎从未听他称赞过一句(对他人说陆某孺子可教,甚至对葛传椝先生说陆诗偶有“义山风韵”,则是另一回事,辗转听得这类评词之后我常乐不可支),多的倒是批评和警策。如果说1961年师生初次相识的第一堂课上我被徐师连珠炮似的问题(依稀记得问题涉及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的文艺观)问倒,多少还算是一顿“杀威棒”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挨剋听训就是家常便饭了。我好练笔,但发还的作文卷上多处写着“勿无病呻吟”,“力戒藻绘”,“谈虚语玄,和者必寡”,“不脱依傍,何论登峰造极?”,“格律是紧身衣,不宜学做旧体诗”之类评语,其中儆戒的基调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后我去国外发表论文时。1983年3月,我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国际会议,并接受了《华盛顿邮报》记者James Lardner的专访。采访记在该报发表后,我不无得意地给徐老夫子寄去一份,不料因此招来严厉批评,要我重温《汉姆雷特》剧中波洛涅斯给儿子莱阿提斯的“家训”:“Give evey man thy ear but few thy voice”(多听少说),复又毫不客气地告诫:“Still waters run deep”(静水深流)。回顾平生,言行所守,似尚无大缺,除家教外,徐老夫子的诫勉影响至巨!

Big Three之三:葛传槼

“三巨头”之三葛传椝先生是自学成材的教授和词典编纂家。系里流传的佳话是葛早年辍学,靠着电报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实际工作锻炼养成了敏锐的英语意识,曾致信Henry W. Fowler,专就此公兄弟二人的成名作《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质疑指谬,F君旋写来回信,对英国之外竟有人如此熟知英语惯用法,大表赞赏,葛从此名声大振,时被沪上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去向公众作英语演讲,并更加专注地钻研起英语惯用法来,渐渐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学生戏称葛有三大法宝,即断定名词是可数或不可数,前面应加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遇到这三方面的困难,去向他请教,据说无疑不解。

葛在英语惯用法方面的权威地位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始受到挑战,据说当时有某位英籍专家在北外演说,要学生把葛氏《英语惯用法词典》扔出窗去——倘若他们真要学好英语的话。葛对此是颇耿耿于怀的,曾由他学生俞亢咏先生与那洋人几度鱼雁往返,后来据说对方也改变了自己的极端看法。

葛传椝先生最大的爱好是词语,思想方法最为与众不同的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譬如说他把语言和文学截然分隔,把搞文学的老师,如伍蠡甫、戚叔含、孙大雨、林同济,一律称为“楼上派”(当年的文学教研室适设于二楼),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教语言的教师则属于“楼下派”;读书可以忽略内容,只顾语言,因此从头至尾顺读和从尾到头倒读,对他来说,并无两样;他向我班讲完著名的汉姆雷特独白“To be, or not to be”之后紧接着自问自答如下:“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

葛还反对任何形式的翻译,称翻译必生误解,我曾因此戏称他与翻译“不共戴天”,他反唇相讥,称我“戴天先生”,又简化作“戴先生”,年长日久其孙竟忘我真名,每以“戴先生来访”通报!葛爱玩弄词语,给人起一些并无恶意的绰号。上文说过徐燕谋先生“文革”缄口,葛从此称徐“金先生”(从英谚Silence is golden化出);某公语速多顿,插入无数“这个”、“这个”,葛将此译作this,一度称他Mr. This,兴犹未尽,遂把this以中文的近似音化作“集思”,复将二字扩成“集思广益”,干脆称某公为“广益先生”。从Mr. This到“广益先生”很容易看出葛传椝这位字迷先生曲折的思想轨迹。“文革”中学习极“左”理论,工宣队诱导知识分子们提出问题,从中掌握思想动向。葛受不了“钓鱼”式的骚扰,思索良久,终于问道:“帝修反若用英语代词指代,该用it还是they?”引得满堂哄笑。

英语娴熟到一定程度,常会有在熟人中间说上几句“洋泾浜”开开玩笑的诱惑。葛先生这方面的发明在外文系是尽人皆知的,诸如“Old three old four”(老三老四),“pasty”(沪语“搭酱”的硬译,指不牢固,不出色),等等。可能是师门不同的缘故,我感到葛先生最初对我并不友善,在我研究生第二年一次类乎今日里的qualifying test中,“现代英语”一门由葛命题,受试者仅我一人。由于出题缺少分寸感,我在封闭的屋子里从上午八点考到下午五点,权充午餐的面包和冰砖还是由某位学兄从铁栅栏外递将进来的。

“文革”中期,葛与我一起被“发配”去编《新英汉词典》;再往后,特别是当他听说改革开放后补拟《新英汉词典》编写人员名单时是我竭力促成由葛领衔之后,师生关系渐次密切起来。葛晚年寂寞,师母大去之后常过街来我处“吹牛”,见我在徐燕谋先生死后发表在报上的悼念文章,曾喃喃自问他的身后不知有谁会作文纪念。我笑他生死之事也讲“未雨绸缪”,并表示区区虽非葛门嫡出,师恩隆重,哭丧也是本分。1992年7月29日,葛传椝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正客居香港,践诺写回一文,正好在大殓之日见报,当年说笑竟一语成谶!葛先生生时来访之频,有时令我应接不暇,尤其是杂事蝟集之际,故亦曾令小女以外出诓语挡驾。对师长如此不忠不孝,今日想来,愧悔自责不迭!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FDU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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