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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母女的《最美丽的岁月》
作者:wh
发表时间:2016-04-09
更新时间:2016-04-09
浏览:188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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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丽的岁月

【德】埃尔克·海登莱希

我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与我的母亲一起去旅行。那年她八十岁,腰杆挺直,充满活力,精力充沛,而我当时四十五岁,有腰痛病,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对生活总是牢骚满腹。我母亲生活在南方的一座小镇上,住的是一套很像样的房子;我生活在北方一座大城市,住的是一套很不像样的房子。她上了年纪之后,我去看她的次数多了一些——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她也许会需要我,在她这个年纪,她会逐渐变得虚弱、健忘,所以我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帮她办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开车到阿尔第超市去多买些东西,蹬着梯子把壁橱收拾擦洗一番,春天在阳台上种些花木,秋天再给它们剪枝,把花盆都搬进地下室去——作为独生女儿,我做这些是为了尽义务,而不是出于爱。而且我总觉得,变得更虚弱、更健忘的人明明是我。我站在梯子上收拾壁橱,她在一边瞧着,指手画脚,责备我道:“瞧你那爪子,又都搞脏了!”再不然就是说我把杜鹃花剪坏了。她从来不会对我说一个谢字,从来都不会说:“妮娜,你干得真不错。”这是她永远都办不到的事。在我们家里听不到赞扬。“嗯,还行!”这就是能从我母亲嘴里蹦出来的最高级的表示认可的话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每逢得了好分数,拿回家去时总听到这句话:“嗯,还行。”

  我去看她时向来住旅馆,那个前台经理,毕尔格先生,每次见我进来都会吻我的手,说:“罗森鲍姆女士,您对您的母亲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这太令人感动了,现在像您这样的女儿可是不多见呀,何况您还那么忙。”

  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于是他每次都让人把刚出的报纸送进我房间,如果上面有我的文章,他还要标上感叹号,好像怕我自己看不见似的。我走到楼上去,想把自己的思绪沉进报纸里,不要再想我的母亲。此时的她一个人坐在家里,正度过一个孤独的夜晚,而我在旅馆房间里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跟她伴着一瓶红酒心平气和地坐一坐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说说笑笑,聊聊类似“你知道吗……”这样的话,然后讲上一段趣闻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知道吗”,如果说过,那一定是在怀疑什么。因为我们无论何事都没有达成过统一的意见,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有十五年的时间,我人生中的前十五年。在那以后,我们的见面就仅限于互相的看望,我去看她,她来看我,我们的生活最好是平行的,不要混在一起。我们喜欢的不是同样的人,也不是同样的事。

  头一件事就是酒。我喜欢高质量的干红。而她明知道我这个爱好,我去的时候仍然买那种带螺旋塞的便宜货,她的理由是,她没有力气拔出塞子来。我至少给过她五个很好用的开瓶器,而且样式一个比一个好,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可是它们全都躺在厨房的抽屉里,酒还和以前一样是带螺旋塞的货色,而且从来不冰。不过,我宁可喝这种酒,加点冰镇矿泉水(“我这儿可只有不带气儿的矿泉水!”),也不要跟她去争论那些问题——关于我,我穿衣服的品位,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我的身体,我是多么不当心自己的健康,我对钱的大大咧咧的态度。这些都是她偏爱的话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说起来没完,一个晚上就会这样过去。如果她说“你越来越像你爸爸”,我就明白,我们已经快到危险的边缘,这个时候最好溜之大吉。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三十年了,但是母亲对他的怨气却从来没有减弱过,并且把这股怒火转嫁到了我身上。按她的说法,我“完全继承了他的性子”,这意思大概是说,她的生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而这都是我们两个的错。

  “你要是这么继续干下去,你就会像他一样,活不到老。”她总是这样说。继续干什么呢?就是继续抽烟,喝白葡萄酒而不是甘草茶,不做运动——母亲在八十岁的年纪还坚持几乎每天游泳——并且不断地出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毁掉我的婚姻。她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的表姐玛格丽特,我跟她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讨厌的是她跟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偶尔会给我母亲打电话,说:“奈丽姨妈,你听说了吗,最近妮娜又闹出事来啦!”

  “你从来不肯安分,”母亲叹息着,“和你爸爸一样。”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工地。”我尽量轻松地说,母亲摇着头,说:“每个人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真正的爱。至少我是这样的。”

  这一次真正的爱是给了我的父亲吗?我无法相信。他们的关系太恶劣了,在他死后,母亲的青春才真正到来,她再也没有让哪个男人接近她。那么一定是在结婚之前发生过什么故事,可是,跟谁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她结婚的时候是二十岁。当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已经结婚十五年了,战争中父亲的假期里有了我。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偶然的产物,是在战争的后期出生的。“我原本不想要孩子的,”母亲这话不知说了多少遍,“那时候谁都不想要孩子,战争还躺在我们的床上呢。”不过,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呢?母亲从来没有谈论过这段短暂而隐秘的爱情,她几乎从来不讲以前的事。而且我对自己的家世、她以及父亲的亲戚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这些人不是跟我们吵翻了,就是早死了,死了,消失了,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如果我追问这些事,她就会摆出一副拒绝甚至厌恶的表情。“我家全是伤心事,他家全是荒唐事,”她说,于是这个话题就算结束了。最多再加上一句:“你就像他。”

  听到这话,我已经很清楚了,谈话该结束了。于是我走进浴室。我照了半天镜子,寻找着我和她相似的地方。我的手几乎和她的一模一样,我的额头上也有着和她一样疑虑重重的皱纹——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我想。我打开浴室柜,不出我所料,我送给她的那些名贵护肤品——面霜、乳液、香皂——全都原封不动地躺在抽屉里。她一如既往地只用妮维雅的香皂和护肤霜。“我用不着更多的呀,”她说,“这就够啦,有油脂,有水分,别的全都是废品。”我送给她的那些东西统统作为“废品”消失在柜子抽屉里了——鞋,厚毛衣,能折叠的购物袋——不管我送什么,反正都不对。“谢谢,可是我用不着。”当我在电话里跟她说,圣诞节快到了,我要给她寄包裹,问她喜欢不喜欢,她就会这样说。又说:“我什么都有。只要你能幸福,或者至少平和一点,我就很高兴了。”不过老实说,母亲送给我的东西我也不喜欢,紧得要命的白色羊绒内衣啦,上面还贴着价签的酒心巧克力啦。我们互相之间无法给予,也无法接受——至少无法替对方着想,无法和平共处。

  当我平静下来以后,我又走进客厅去陪她,但很快就告辞了。在我走之前,她像大多数老人一样,说她一个人生活得太久了,说像她这一代人经历的事谁也受不了。她会一连气地说下去,连个磕巴都不打。

  “最近天气好的时候我总是碰上那个长头发的男人,鬼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剪头发呢。他说,您看那绿油油的草地,我们这里多美啊,那些傻瓜为什么总要往外跑呢?我真搞不明白。我是不是应该给您讲点儿什么,讲我朋友,讲二千五百!一开始我根本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的朋友们到山里去了,那座山有二千五百米高,而且上面没有积雪!这家伙真是一个奇怪的苦行僧。他老婆死了很久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他每天做饭吗?他看上去可不怎么健康。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我碰见谁了?那个戴毛线帽子、看起来傻了吧叽的女人。我问她,那位总是坐着轮椅的布莱纳先生哪儿去了?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她说,您怎么还不知道?他已经死啦。我说,这回他老婆可该高兴了。她早就盼着他死了。现在他终于死了。有一次她抓到他和他侄女在床上,从此以后他们的婚姻一塌糊涂。我真不知道这些男人心里到底有个什么魔鬼,不过我看你心里也有。以前那个家伙还总是骑马呢,可是后来他中风了,是啊,很正常啊。戴毛线帽子的女人说,经常变天,所以她老是掉头发。你可能是讨厌我戴毛线帽子的模样,一般人都讨厌。你的脸色很坏,你睡得太少了,这我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说到这时候,她歇了口气,我趁机插进去:“好的,那我现在就去睡觉。”我终于能逃掉了。

  我们从来不谈论跟我们相关的事情。

  告别的时候,我们亲吻了对方脸颊左右的空气。我们不接触彼此。我不记得母亲什么时候抱过我,抚摸过我,安慰过我,触摸过我。小时候她经常扇我耳光。这是我记忆里我们唯一的身体接触方式。

  我回到旅馆,毕尔格先生说:“罗森鲍姆女士,前不久我在阿尔第碰到令堂大人了,真让我吃惊,她还是那么硬朗!还是那样仪容端正,腰杆笔直。您知道吗,您跟她越来越像了。”这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需要的是洗一个热水澡,以及迷你吧里的饮料。

  在她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她请了一次客。来的客人都是老太太。在这个圈子里,在某些时候,我算得上一个“模范女儿”,我本人在报社工作,丈夫是个高收入的牙医。于是我就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话:“我女儿过得非常好。”要么就是:“妮娜最近写了一篇关于绿色和平的文章。”这一次她说的是:“明天妮娜要到意大利去,报社派她出差。”这当然会给那帮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错,我要去米兰,但并不是出公差,我是去见弗洛拉。几个星期之前,我在纽约认识了弗洛拉,而且一见钟情。这一次我们想验证一下当时的激情还能保留多少。在那第一个晚上,当她来到那个聚会上的时候,伴随着第一句话,第一个目光,仿佛一道闪电落在我俩之间。路德维希也在场。我们,我和弗洛拉,面对面站着,看着对方,聊啊聊啊。幸福和惊喜让我们都有些忘乎所以了。她四十岁,单身,曾是很多个已婚男人的情人。不过她有过一段跟女人的爱情,时间很短——而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我也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但是我会怀着一点嫉妒看着那些相拥的女人们,那与纯粹的朋友之间的拥抱是很不相同的。多年以来,我一直感觉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渴望,渴望着得到一个女人的爱。我看到弗洛拉,看到她椭圆的脸,黑黑的眼睛,我被她吸引了,我是那样爱她,以前我只对男人有过这样的感觉。而她的回应也是热烈的。路德维希回德国去了,我留了下来,而且跟她一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缠绵、最激动、最美丽的一个星期。我完全没有想到,原来与一个女人拥抱、爱抚是这样奇妙。我注视着我的母亲想道:“你总是将我推开。现在,也许我应该得到补偿了。”她问我:“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没什么,”我说道并且想,“如果你知道这些会怎么样啊!不过你是不会知道的,谁都不会知道的。只有路德维希有一点点察觉,但是他对我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不会追问我的。”

  路德维希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们每星期一起吃几次饭,有时在他那儿,有时在我那儿。我们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很简单。前几年,我们的激情不知怎么就消失了,爱情也没有了。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搬出去住,我也不想念他们。他们都是帅气而张扬的小伙子,穿名牌,理短短的但打理得很好的发型,女孩子排着队被他们伤心。他们用不着父母,我们也用不着他们。我们时不时打打电话,偶尔往一起凑凑,不过如此。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过去的这二十四年里我的所作所为,还有我在生活中的位置。当我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时,我感到很舒服。有时觉得很寂寞,有点失落,但我从不孤独。我知道,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在我身上还会发生些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付出。在纽约,当弗洛拉跨进那个房间的时候,频率对上了——在我和她之间,有一根线穿过这个房间绷紧了,而且颤动了。

  现在我要到米兰去。两天后弗洛拉就会结束纽约的研讨会回去。她在米兰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是个鸟类学家。在这个国家,那些粗野的男人用网子捕鸟,拧断它们的脖子,再把它们吃掉,而她偏偏在这个国家研究鸟类。我想问问她怎么能靠干这个生活呢,因为在纽约的时候我忘记了问她很多事情。我们只顾着相爱,只顾着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事而惊喜。

  等那些老太太走了以后,我帮着母亲收拾房间。她还在兴致勃勃地说人家的闲话——什么费舍太太比她小八岁,可是看上去至少比她老十岁;什么赫尔佐格太太的身体可差多了;什么金德曼太太的耳朵几乎完全听不到别人说话了,因而总是很紧张。无论她说什么我都随口附和着,反对也打断不了她说话,何况我的母亲和其他老太太相比,的确就像英国女王似的,总是那样别具一格,那样明快,如同鹤立鸡群。我把装点心的碟子和喝香槟的杯子都拿进了厨房。

  “我自己来刷嘛,”母亲说。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喜欢她油腻腻的洗碗布。何况我怎么做都不合她的心意——洗涤剂用得太多,太浪费水,诸如此类的毛病。

  她把剩下的黏糊糊的甜柠檬卷给我包了起来。“拿走吧,还可以吃呐。”她说。我抗议道:“我不爱吃,太腻了,我会发胖的。”

  “是啊,我本来不想说的,”母亲说,“但是你壮实多啦。你现在体重多少,七十?”“六十八。”我说,她叹了口气,“在你这个岁数,不可能更瘦了。荷尔蒙的原因。”然后她又加上了一句:“嗯,六十八,还可以。”

  她向来如此——“还可以”——这就是最高的评价。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德语或拉丁语拿了个二分,而不是一分,她就会说:“还可以。”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如果我按自己的心意打扮好了准备参加聚会或舞会,问她一句:“好看吗?”她就会用挑剔的眼光看看我,说:“嗯,还行吧。”赞美,认同,她身上没有这个细胞,永远不会从她的嘴里吐出来,好像一句赞美就会让她降低身份,让她变得渺小。当她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瞪着惊恐的眼珠子一个劲儿喘气的时候,我坐在她床边,说:“妈妈,你的气色好极了,你连皱纹都没有。”在那一刻我恍然发觉,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赞美过她,或是对她说过什么亲切的话。直到她再也不能回答我的时候,我才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我恨不能代替她一动不动毫无生机地躺在那里,让她对我说些充满关爱的话,赞美我,亲近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啊。

  她把包好的柠檬卷塞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笑盈盈地说:“你小时候可喜欢吃了。”一句话已经到了我的唇边:我又不是个孩子了。可说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忧郁、冷漠、半大不大的孩子,也许连剩下的柠檬卷都不喜欢我呢。

  告别的时候,她塞进我手里的除了装柠檬卷的塑料袋,还有我送她的生日礼物——一条蓝色羊绒围巾。“拿走吧,孩子,”她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会再穿戴蓝色的衣物了,何况我有满满一抽屉的围巾呢,让我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一切都跟历次一样,可又不太一样。因为,当我再次向她挥手的时候,她忽然石破天惊地说:

  “米兰!我还从来没去过米兰呢!”

  那又怎么样——她这一辈子本来就很少出门旅行。她参加过一次乘汽车环游法国的旅行,却因为一件事而心烦意乱,那就是连小孩子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哎呀,妈妈,”我说,“他们是法国人哪,他们是说着法语长大的,那是他们的母语啊。”“那又怎么样呢,”她固执地说,“那么小,法语却说得那么流利,老天爷呀。”

  当我把妈妈的这些趣事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好笑。我却笑不出来。自儿时起,我们之间就有一堵墙,很高,却不牢固。每次见面,每次谈话,如果我们在墙边靠得太紧,它就会摇摇欲坠,好像随时会塌下来将我们其中之一压死。今天我知道了,本来我和母亲在一起时可以有很多的欢笑——然而,在那时候,只要我去看她,在她把门打开的那个瞬间,我们就看出来了:嘿,旧账还没有算完。每个伤口都还在淌血。那样怎么可能有笑声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母亲一起去旅行,更不要说去米兰,更不要说是现在,在我想要与弗洛拉见面的时候。可是她就站在我面前,矮小而矍铄,眼睛放着光,说:“你怎么就不能带我去呢?意大利!那才算是你送我的珍贵礼物呢。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个生日了。”

  这种话她说了将近二十年了——这就是我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我活不到下一次过生日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在消失……或者,只要她稍微有点感冒伤风,她就爱说:“我只有一天可活了。”这些都是她敲诈我的手段。只要她的身体好了一些,或是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什么的过去了,她马上就会变得硬绷绷的,知道她该怎么做,比如说买皮大衣时要买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好让她在参加我的葬礼时有个更好的形象,而且,上帝,如果她真的死在我前头了,那黑大衣就可以让我在她的葬礼上穿。

  “那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找了个借口,一边想象着开车和母亲一起上路会是什么样。

  “只要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她说,“米兰!一定很美啊。”“米兰可算不上美。”我说,而她敏捷地顶了回来:“那你又去干什么呢?又看上哪个小伙子了?”我执拗地沉默着。她说:“我再也不问了,再也不问了,谁自找倒霉谁自己知道。”这种话我是不能忍受的:“谁自寻快乐自己也知道。”她说:“那好哇。”

  “我是去跟一位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女士会面。”我终于说了实话。“你跟一个意大利女人有什么工作关系?”她怀疑地问。我不耐烦起来,“妈妈,”我说,“我去干什么都无所谓,主要是路上的时间太长了,天气又这么热,很累的,我要在那里呆两三个星期呢,你要回来时怎么办?”“上帝,我可以坐飞机嘛,”她说,“我可以呆两天然后坐飞机回来,让克劳斯去接我。”

  母亲只坐过一次飞机,是飞到柏林去参加她的妹妹露茜的葬礼。可是她说起话来就像一天到晚飞来飞去而且有里程积分卡似的。克劳斯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孙,就住在附近,有时来照顾照顾她。

  “那好,”我说,“晚安啦,我现在很累,我要回旅馆去,明天早饭后来。我出发之前总归是要再过来一下的。好了吧?”“好,”她说,“别忘了拿上柠檬卷,还有这条蓝围巾,它很软和,只不过我不戴这种东西了。”

  我接过围巾走了。回到旅馆,大堂经理问道:“令堂收到礼物很高兴吧?”“高兴极了。”我说,将围巾使劲塞进塑料袋里,弄得它沾上了柠檬卷。围巾是我前一天买的,当他问我给母亲大人买了什么礼物时我还给他看过。她的八十岁生日是在报纸上登了公告的,镇长还给她写信道贺。“那个家伙呀,”她说,“是基民盟里的一个白痴,”她把贺信撕掉扔进了马桶,就像当年处理我写的第一首诗,在父亲去世后处理她的结婚戒指。

  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总是梦见和母亲一起旅行,梦见弗洛拉。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到她那里去。她给我开了门,穿着一身我从未见过的亮闪闪的蓝衣服(“我再也不穿蓝色了!”),容光焕发,戴着一个金镯子,那是我的表姐玛格丽特夫妇送给她的七十寿礼。走廊里放着一个小小的旅行箱,“好啦,”她说,“真让我兴奋。”

  我只能咽了口唾沫,先坐下来。

  “妈妈,”我说,“我们得在汽车里坐上好久,然后……”“我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我喜欢坐汽车。你爸爸唯一的一项本事就是开车。我们在星期天经常到龙岩去,品尝那里的鸡汤。在米兰能吃到不放大蒜的菜吗?我可是一点蒜都不沾的。”

  我只剩下发呆了。她总是对我发起突然袭击将我打败,而她这样情绪高涨也是我很久没有见过的,使得我无法再拒绝她。我想先在旅馆里住两天,在米兰的街市上随意逛逛,让自己静静心,染上一点意大利风情,之后再搬到弗洛拉那里去住几天,也许一个星期,或是两个星期。母亲总归是要坐飞机回家的——这事好安排。而在前去的途中,我想,也许我们能够谈一些在心灵深处放了很久的事情。汽车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生了气也没办法一走了之或是砸门,说话时也用不着看着对方,而我在开车时必须集中注意力,也就发不出火来。

  “好吧,”我说,“那就走着瞧吧。出发。”

  我提起她的旅行箱。她稀里哗啦地把百叶窗放了下来。“你带上护照了吗?”我问。她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真是个蠢老婆子吗?我当然带上护照了。”忽然她又轻快地哼唱起来:“你可知道那柠檬花盛开的国度?啊,我的情人,那里是你和我的去处。”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经常和我一起唱歌,她还会背许多诗,一有机会就吟诵起来。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我从不曾坐在她的怀里,蜷在她的床上,让她拉着手走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母亲仿佛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任何形式的柔情。我的父亲有两个情人,一个很年轻,是个冒冒失失的金发女郎,另一个是个和气的售货员,跟他一般大。他定期去找她们,也经常在她们那里过夜。“我在瓦尔特家,”他会这样说,或者:“不用等我了,我在奥托家里过夜。”“好吧好吧,”母亲就会说,“告诉瓦尔特,少用点香水吧,你从她那儿回来以后身上的味道难闻极了。”要不然就是:“别忘了把奥托的真丝内衣送回去,我在你的柜子里看见的。”儿时的我听不懂话里的意思,只会笑,因为我的父亲有五个兄弟,都是非常好玩的人,所以我就幻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

  上车之后,我问她:“爸爸的兄弟们还有在世的吗?”

  “耶稣先生,”她说,“耶稣先生还活着,是卡拉姑妈告诉我的,她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父亲还有两个姐姐,卡拉姑妈和宝拉姑妈。我最后一次见到卡拉姑妈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她号啕大哭,不住地拥抱我母亲,让我吃惊的是,母亲也那样真诚地回应她的拥抱。那时候姑妈是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现在肯定有八十多岁了。她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了,战后她和嫁给一个警察的宝拉姑妈一起开了一家手工艺品店,经营了好多年。

  “说起来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亲戚了,”我说。“你的姐妹们都去世了,玛格丽特表姐又是个讨厌鬼,可是我们本来是个大家庭——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你有五个。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呢?”

  “随风而逝。”母亲说,戴上了一副古怪的太阳镜。“瓦尔特得癌症死了,奥托得的是心肌梗塞,弗里茨被电车轧死了,海尔曼死于盲肠炎,宝拉酗酒而死。只有卡拉和我还活着。”“你们有联系吗?”我问。她说:“很少。”

  母亲这边的亲族的情况,我知道得多一些,跟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也多一些——除了她的弟弟维利剩下的都死了。而她跟这个弟弟是不讲话的,因为他是纳粹分子,就好像他们当初都不是纳粹分子似的。当然,他造的孽远不止这些,他还曾经诬告自己的父亲犯有叛国罪。这下子我的外祖父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那里一病不起,被送回家不久就一命呜呼了。维利舅舅从波兰回来之后,除了他的妻子玛丽娅没有人跟他讲话。

  “我家里有四个人都是一条腿的,”母亲忽然很高兴地说,弄得我险些错过了往巴塞尔方向拐弯的路口。“一条腿?是因为遗传吗?那我可是够走运的。”

  “亨里希舅舅,”她说,“有糖尿病,很早就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得了骨癌,也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有钱得多,经常把自己穿旧的好衣服送给亨里希舅舅。他失去的是左腿,总得把左裤腿扎起来。可是亨里希舅舅失去的却是右腿,他又不想穿皱巴巴的裤子,所以他们总是吵架。”“另外两个是谁?”我问。“我的祖父,”她说,“他是威斯特瓦尔德的鞋匠,又务农又做鞋,有一次他用上好的皮子给自己做了一双鞋,可是当他第一次穿上新鞋想出门的时候,却发现鞋做得太小了,气得他拿把斧子把脚趾头砍了下来。这下只好把脚截掉了。”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母亲和我之间总是有那么多的怒气和暴躁情绪,是从哪里来的。有一次她用火通条打得我皮开肉绽,完事之后像没事人儿似的不闻不问。我让不久之前给我行坚信礼的牧师看身上的伤痕,后来很快就离开她进了寄宿学校。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彼此从对方的生活中消失了。只是卡拉姑妈偶尔给我寄个包裹,寄点小饼干、糖和一点钱。

  “第四个,”她说,“就是尤普舅舅。他的一条腿在俄国被打断了。他是死在俘虏营里的。”

  我们沉默下来。我忽然想,我现在问问她吧。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至少可以挑起这个话头,也许她会说一句“我很遗憾”,于是我问母亲:

  “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打我?”答案马上就来了:“我没有打过你。”

  我沉默了,加速行驶,高速公路是笔直的,空荡荡的,阳光照耀着,远处出现了一座桥。“妈妈,”我说,“如果你连一次,就这么一次都不肯承认,承认你那么狠地打过我,我就冲着那个桥墩撞过去。见鬼。”她不说话,我继续开,桥越来越近了。我并线到左道上,朝着中间的桥墩开去,突然之间心静如水。

  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也许我跟弗洛拉的交往又是一个错误,有什么了不起,一切还不是都会过去。我的心情异常平静,几乎是如释重负,好像我用不着再作什么决定,有人代替我作出决定了。我直直地盯着桥墩,只等待着碰撞,一边想,我的生命——还能怎么形容呢——是充实的,恰恰是和我母亲一起死去,一起下葬,并排躺着,没有爱,进入永恒,阿门。“丢掉你与生俱来的恐惧吧,我不害怕,我不是一具骷髅……”我想到这里,几乎是快乐的。桥墩越来越近了。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道:“是的是的,可是让我有什么办法,我可不想跟你一起送命。你那么小就跟男孩子胡闹。”

  我放慢了速度,回到右道上,我们两个都长出了一口气。“你那时候很难缠,”她说,“而我的生活又不幸福。”

  “就因为这个你就那么狠地打一个小女孩,打得她流血?”我问,直视着前方。“上帝啊,流血,”她说,“还什么小女孩呢,你已经会躲到角落里跟男孩子亲吻了。我看见过。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想起来了,那种纯洁的、孩子气的吻,对方是我在舞蹈课上认识的朋友。我那时候多么渴望爱,因为家里没有爱。就为了这她打我。

  母亲沉默了许久,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我当时就后悔了。”我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用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握着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举动,而她又什么时候允许过这样的举动。汽车在我们的沉默中向前行驶。忽然她又开口了,很有兴致的样子:“这里就是瑞士了吗?”“是的,”我说,“要不要我走乡间小路,不走高速路?沿着四林州湖开?时间长一点,但是景色美极了。”“嗨,太好了!”她说,“我一直盼着去看看威廉?退尔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笑了起来,“你以为还真的有过这么个人物?”我问。她生气了,说:“你到底在想什么,总督啊,你去跟老天爷算账吧,你准得送命,你的天数已尽。我从前宁静度日,与世无争——这弓箭只用来射那林中的野兽,是你逼使我行险侥幸,见怪不惊,把我洁净的沉思的甘泉变成蛟龙的毒涎。多棒啊,是不是?他不得不将箭对准他的孩子,最后他说,我在那一刹那极度痛楚里立下的誓愿,是我神圣的义务——我要履行。差不多就这样。是啊,我们都有我们必须承担的负担。”①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诗句,几乎是半部剧本了,”我问,“我什么都记不住,而你……”“熟能生巧嘛,”她说,“那些躲避空袭的夜晚,我们都是靠读书和背诵来打发的,就着烛光。”“我们?”我问。她说:“是我和卡拉。那时我们的丈夫都去打仗了。”

  “可是你至今还记得那么清楚。”我说。“在我看来没什么了不起。”我母亲回答道,“我独处得太久了,总是和自己交谈,不断地重复那些句子。”

  我驾车穿过几个小村庄,沿着湖畔行驶,她陶醉地喃喃念着路牌上的地名。有一次,当一座乡村教堂出现的时候,她吟诵起来:“小塔的尖顶、本笃会教堂的屋脊,还有山墙,耸立在杉树的树梢之上。”②

  我思索着,母亲身上潜藏着多少生机与力量,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轻松愉快地相处。我总有一种感觉,她不喜欢我,这使我在她面前一副犟脾气,态度又冷漠又生硬。而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不知怎么变得酷似我的父亲,而自从他解甲归来她就不想要他了——在他们那一代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在战争年月中变得独立而刚强。而那些男人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从俄罗斯回来了,重新占据了他们本来已经失去的地位,还想重新了解家中的一切——保险箱在哪儿,怎么教育孩子,让女人们回到灶台边去。那时候很多家庭都破裂了。我们作子女的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跟这些陌生瘦弱的男人,跟我们从战俘营归来的父亲建立感情。我记得父母之间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吵完后,母亲冷冷地看着父亲:“别再作戏了,你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都是刽子手。”

  这句话仿佛打破了他为了卫护自己而垒起的坚墙,于是他开始喝酒,交上了那两个女朋友,我们的家庭就这样慢慢完结了。

  我把一盘舒伯特的录音带塞进录音机里,母亲似乎和我一样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马上说道:“音乐,你这上天的礼物,充满崇高的力量和甜美的柔情,当痛苦使我们心碎,你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你的存在。”然后她看着我,笑着说:“和你一起旅行真好。”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亲切的话。

  我们在库斯纳赫特休息,吃配新鲜面包的嫩牛肉,还要了葡萄酒。她和我一起坐在桌旁,矮小而健壮,穿着蓝色的衣服,两颊微微泛红,时时用她那挑剔的眼神看我。

  “你幸福吗?”她忽然问。我想也没想就说道:“不。”

  她点点头。“和你爸爸一样,”她说,“没有那个本事。他们全家人都那样,没有一个过得幸福。只除了卡拉姑妈。”

  “为什么除了卡拉姑妈?”我问。母亲说:“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是没有卡拉姑妈,我根本熬不过战争岁月。”她啜了一口酒,瞥了我一眼:“你也不行。”接着,她又轻声补充一句:“要是没有卡拉姑妈,就根本没有你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感觉到此时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在她心里,在我们之间,有一扇门开启了。她也明白,她不能不作任何解释就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她揉着一个面包球,看也不看我:“我原本不想要孩子。在那个战争年月,谁想要孩子呢!那时卡拉也把孩子打掉了,没有任何问题。一直到怀你五个月的时候我什么法子都试过了,用肥皂水灌肠,卡拉拿毛衣针往里面刺,我怀里抱着砖头从桌子上往下跳——可是没有用。你不肯走,你要活。”

  我屏住了呼吸,我的心在狂野地跳动。脑海里出现了几千个画面和无数的问题,心里是一片泪海。全身混合着恐惧与幸福。恐惧,为了生。幸福,为了生。

  她说:“我们都认为,你经过这些折磨,肯定是个残疾孩子。可是你非常健康。是卡拉把你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当时是在厨房里,炸弹到处乱飞。别人都躲到防空洞去了。我们两个在厨房里,只有烛光相伴,窗玻璃都被炸飞了。忽然,你降临人世了。我的上帝啊,你确确实实是个健全的孩子。我和卡拉高兴得号啕大哭。”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在那个时代要孩子是一种怎样的牺牲,何况是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男人的孩子,他在婚后十五年都没能给她一个孩子,可是偏偏在战争中休假时给了她一个孩子。

  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觉到母亲因为我是个健康的孩子而产生的喜悦,几乎想把她搂在怀里,就像一种爱的宣言。但是我犹豫了一秒钟,就在这时服务生到我们桌旁来算账了。

  在我们继续上路之后,我差点把弗洛拉的事情告诉她。我多么想直截了当地跟她说,我爱上了一个女人,在我有过长久的婚姻生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还有过那么多绯闻之后,这样的爱情能否成功。但是,我当然什么都没有说。这样的话题怎能跟我的母亲开口呢,我想。

  我驾车穿过瑞士境内,身边的母亲变得安静了。她偶尔打个小盹儿,一会儿却又清醒了,坐得笔直向窗外看。“我能看到这一切,这多么好啊。”当我们在基亚索驶上通往米兰的高速路时,她忽然问:“昨天的柠檬卷你吃了吗?”“没有,”我老老实实地说。她点点头:“我想到了。”说完这话,她当真睡着了,直到我在米兰市内拐来拐去找旅馆时她才醒来。我订了两个单间,住两个晚上。她问我:“以后你住哪儿?”“住在同事家,”我说,帮她在房间里安顿好。晚上我们出去了,我一再地跟服务生说,她的菜里千万不要放大蒜。没过多久她就成了餐馆里的女王。“老妈妈”以她的特殊要求把所有人支使得团团转。她以一种坚决的态度用德语说:“不要那种什么‘浓缩咖啡’,我要真正的咖啡,不要太浓,要加奶,但不要罐装牛奶!”在我给她翻译的时候,她觉得很奇怪,她说得那么清楚,怎么别人会听不懂呢?咖啡,牛奶,不要太浓,我的上帝,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懂得这几个词呀,难道不是吗?她觉得这些意大利人很和善,可就是理解力有点问题。

  这个晚上过得不寻常的平和。当我们两个不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的时候,我们之间就是另一种气氛。我看出来她已经很疲倦了,就把她送回旅馆,自己又出去了一会儿,为的是在一个酒吧里喝上几杯,想一些事情——想她,想我,想弗洛拉,想我们所有人对生活的期待和生活对我们的打击。我们真的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什么吗?还是只能听天由命?我忽然发现自己也像她一样,脑海里浮现出了诗句:“这样一个生命之神会无缘由地编织地毯吗?痛苦是一种闪念犹如五彩的图案而所有苦难的表情都不过是装饰?”我想,看啊,我们两个比人们认识的要相似得多。有某种意义存在吗,有某个神秘的图案存在吗,或者这一切都只是偶然的装饰,她的强硬,我的不安分,她坚决地与爱和温情诀别,而我却如饥似渴地期盼着它们?

  我有点喝醉了,第二天早晨她来敲我的房门时才醒来。

  “我去吃早饭,”她喊道,“起来吧,天气很好呢。我在下面等你。”

  当我去吃早饭的时候,她在跟服务生哇啦哇啦地说话,尽管她不会说意大利语,他不会说德语,但是她生气地举着面包:太白!太软!服务生给她拿来了颜色较深的面包,这才得到了她的称赞。她掌控着一切,就好像她这一生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遨游。她身上潜藏着一种力量,在她那苦难卑微的暮年生活中却没有一个阀门来开启这种力量。

  这是舒适晴暖的一天,我们在米兰街头散步,她穿着浅灰色半高跟翻毛皮靴,我穿着有利于健康的平跟鞋。今天我知道了,只为了她穿的鞋子,我就会那样爱她,欣赏她,可是直到她去世之后,我才明白过来。

  我们四处游荡,大教堂旁边的画廊,购物中心,时装街蒙提拿破仑大道,那里满街都是时装设计大师的商店——华伦天奴,古奇,温加罗,芬迪,硕大的橱窗里陈放着标价三千马克的草莓红鞋子或标价八千马克、只此一件的五彩女式小衬衣,换算成里拉,价码都是好几百万。母亲说不出有多么惊讶,对着价码和商品指指点点,当一个高傲而美丽的女店员从里面望向我们的时候,她拍着自己的额头,向那个女店员——她马上就转过身去了——做出一副鄙夷的样子,“花几百万买一件小衬衣!你们都是疯子!”她喊道。

  在一家很雅致的小内衣店里,我给母亲买了一件漂亮的丝质睡衣。为此费了半天口舌才说服她,不过她还是很高兴,套在裙子外面试了又试,在商店里走来走去。“这么贵!”她说,“我还从来没有穿着睡衣让人看到过呢。谁知道,也许死的时候会让人看到。”后来,她真的奄奄一息的时候,穿的是那种后面开气的病号服。安葬她的时候我们给她穿的是这件在米兰买的真丝睡衣,这件衣服买了以后她就再也没穿过。或者说,这件衣服跟她一起火化了。

  晚上,我们坐在一家安静的小酒馆里吃煎玉米饼,配着切得细细的煎牛肉,调味酱也好极了。“今天我请客。”母亲说,又给我要了一杯葡萄酒,自己要了一小杯白酒。她跟着服务生走到柜台前,让人把每一种酒都指给她看。她骂了他几句,因为这里没有黑莓酒,最后她要了卡尔瓦多酒。

  “干了,一定要干了。”酒杯放在面前时,她这样说。她高高地举起酒杯,几乎一口就干掉了,活像她家乡鲁尔工业区的矿工。我忍不住笑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她也微微有些醺醺然。当我试探地请求她:“讲讲以前的事吧,”她真地打开了话匣子,第一句话就是那么荒唐得出人意料,让我俩大笑了将近十分钟。她说:“战争结束之后,露茜姨妈到东边去了,给安全部干事,干得还挺快活,成天精神十足。”

  我觉得这话真可笑,笑得半天平静不下来。可是我记起了露茜姨妈寄给我们的包裹,里面装的是腻死人的代用巧克力,而她想让我们回赠给她一些咖啡。“她为什么到东边去了呢?”我问。“因为她信仰社会主义,”母亲说,“我家里人当年都是左派,工人啦,社会主义者啦。不过你爸爸和他那帮兄弟都是纳粹分子,一群傻蛋,跟屁虫,满脑子幻想的家伙,一心想着穿上漂亮官衣好耀武扬威。”

  她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白过。“我们家里以前从来不谈论政治。”我说。“没办法的事,”她回答。“否则得打成一锅粥。你爸爸那边除了两个姐姐,全家人都是纳粹分子。宝拉姑妈是因为太蠢才没当上纳粹,卡拉姑妈则是因为太聪明。而我家里只有维利例外,他也是因为蠢。”

  维利舅舅还活着。他好像从不离家,只要他出去,就得戴上帽子和眼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总是担心街上会有人把他认出来——也许他怕的就是那个犹太人,据家里人说,他在波兰把人家的一个手指头剁了下来,就为了得到一个钻戒。那个戒指今天还戴在玛丽娅舅妈的手上。

  “你是因为这些才跟爸爸不和的吗?”我问。她说:“我在他身边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他只要碰碰我我就觉得难受。”她喝光了剩余的卡尔瓦多酒,又补充说:“在战争中我很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过着没有男人的日子。”

  服务生过来了,除账单之外还提供了建议:还要咖啡吗,来一杯阿马雷托如何?在付账时妈妈输给了我,因为人家自然不会要德国钱,尽管她把一张百元大钞直伸到人家鼻子底下,嚷嚷着:“这难道是假钞吗!这是真正德国钱哪!难道这里不是欧洲吗!”我付了账,服务生想安抚一下母亲,帮她拿着装真丝睡衣的口袋一直送到门口。意大利人似乎对各种各样的“老妈妈”都很喜爱。回到饭店,我发现弗洛拉给我留了条子。我们已经通过几次电话,她自然已经知道,母亲跟我一起来到了米兰。不过我向她保证,母亲会乘周四晚六点左右的班机离开。弗洛拉原本说的是周五过来,但是留言中却说:“请在周四下午三点到我这里来。我想见见你的妈妈。弗。”

  这个消息叫我很不舒服。我根本不希望她们见面。我想跟弗洛拉单独在一起。我不愿母亲过多地涉足我的生活。当然,我们不会把我们相爱的事情告诉她,可是尽管如此,让她们碰面也太亲密,太过分,太涉及隐私,太危险。我想起自己还在家住的时候,上完舞蹈课妈妈去接我时,总是对我的朋友很不客气。“干吗跟我的妮娜好?”她问那个我深深爱着的鲁迪格,“难道就没有更可爱的女孩子吗?”

  我整夜都难以入睡,第二天又受了刺激,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芥蒂又跑出来横亘在我们之间。时间过得很慢,十二点钟才过妈妈就开始催促:“我们是不是该去机场了?”跟所有上年纪的人一样,她总要提前好几个小时。我跟她说,我们得去接我那个从美国来的同事,跟她一起喝杯咖啡,然后弗洛拉和我会送她上飞机。她放了心,问:“她会说德语吗?”“会,”我说,“她的家乡在南蒂罗尔的布鲁奈克,那儿的人都会两种语言。”

  我一眼就看见了弗洛拉。她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灿烂夺目。母亲坐在我身旁,矮小而雀跃,说道:“就是她吧。”“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根本不认识她。”“我看得出来,”母亲说,“她放射着光芒。她为你放射着光芒。”

  我太激动也太紧张了,没顾得上细想她这句评语。很久之后我才又想起这句话,这才明白,母亲一眼就看出了我和弗洛拉之间是怎么回事。她理解了我们,并且为此而欣慰。

  我和弗洛拉默默地用力拥抱了一下,用一个眼神让对方放心,我们之间一如既往。弗洛拉亲吻我那矮小而硬朗的母亲,亲吻她的双颊。

  “以前我妈妈也是这么矮的,”她说。“以前?”母亲问。“是的,”弗洛拉说,“她已经去世了。”母亲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弗洛拉笑了起来,“您可一点也不像,”她说,挽起母亲和我的胳膊,走进了机场餐厅。

  我们一起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弗洛拉讲了讲纽约的情况,母亲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们在米兰的见闻。我默默地看着弗洛拉,想:她多么漂亮啊!她真的爱我吗?是的,她是爱我的。我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当她在桌子下面飞快地按一下我的手或我的腿,我就能感觉出来。从我们分别第一晚我就明白。

  可是现在我如坐针毡,弗洛拉很放松,母亲则异常地兴奋。当我们终于把她送到登机口时,她轻轻地拍拍我们两个,活泼地说:“乖乖的呀,你们两个!”弗洛拉后来跟我说:“她一点也不笨。她一下子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我笑了起来,说:“怎么可能呢,她们这一代人多古板,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种事。”

  母亲穿过安检口消失了,我们两个迅速亲吻了一下,我不能肯定母亲是否看见了这一幕,因为她忽然回过头来,喊道:“妮娜!谢谢!”

  两年以后她去世了,死于中风。有时我们会谈起弗洛拉,她一再地问起她,不过我总是避而不谈,暗暗祈祷着不要让玛格丽特表姐发现弗洛拉经常住在我那里。我跟弗洛拉在一起很幸福,可我绝对没有勇气把这份爱情告诉妈妈。其实,在米兰之行之后,我们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尽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老问题仍然存在,我们总归亲近多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相互拥抱或是彼此更亲密,但是当我们坐在一起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得可怕了。

  母亲住院期间已经瘫痪了,意识也几乎没有了,一次我带着弗洛拉去看她。弗洛拉做了我做不到的事:给她剪了手和脚的指甲,梳了头,弯下腰来亲吻她。而我只是坐在那里,为了每一个逝去的机会哭泣,握着母亲的手,将那只绵软无力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弗洛拉在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搂住了我。母亲忽然睁开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知道我终于得到了幸福,终于安定下来了,她抓过弗洛拉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之举?几天之后她去世了,我们给她穿上了在米兰买的漂亮睡衣。

  过了几个月,我清理了她的住所,把家具送了人,自己留下了几样小东西做纪念,都收进了一个盒子里,那是她用来放旧照片的。弗洛拉从我后面看。照片中有我父亲,穿着佩戴卍字标志的军装,有我那几位一条腿的舅舅,宝拉姑妈怀抱中的我,还有就是我的母亲,四十年代初期的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盒子最下面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给妮娜。信封用透明胶带和胶水封得严严的,我们只好用剪刀剪开。对那信封里的东西我感到一阵恐惧,我能感觉到,她的唯一的、最大的、真正的秘密正在展开。

  信封里是四张小小的带花边黑白照片。四张照片上全是卡拉姑妈和我的母亲——母亲穿着一条花裙子。我收拾她的物品时发现它裹在一张薄棉纸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它,虽然有些破旧和褪色,可是它那么漂亮,使得我不忍把它跟她的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一起拿去寄卖,而是留了下来。在这张照片上我突然与它相遇了。有两张照片上母亲在抽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抽烟。在她身畔,一手搂着她,也在抽着烟的,是穿着男式西装的卡拉姑妈,衬衣,敞开的领子和领结。她们肩并肩地站着,搂抱着,看上去幸福得无法形容,向着镜头笑着,那是在战争中,照片肯定是宝拉姑妈拍的。背景处放着一辆儿童车,也许我正躺在里面睡觉吧。照片肯定是在她们战争期间的住所拍的,那时卡拉姑妈和母亲住在一起,我认出了墙上那张画着花的画,后来它挂在我们家里,还有放在收音机上黑橡木雕的大象,而且那象牙是真的。现在,这木雕站在我的书桌上。

  第三张照片上,母亲坐在一张沙发椅里,小女孩一样娇小。卡拉姑妈坐在扶手上,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两人四目相对。第四张照片上,我的母亲和我的卡拉姑妈忘情地亲吻着,闭着眼睛。

  我翻过照片,在四张照片背后看到了同一句话,深棕色的墨水已经褪色,是母亲秀气的字迹:1940-1945,和卡拉在一起。我最美丽的岁月。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LeisureTime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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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wh 于 2016-04-09 21:58:23 提到] [FROM: 68.]
埃尔克·海登莱希(Elke Heidenreich,1943年2月15日-),德国女作家,評論家,记者,节目主持人。

1988年出版政论集《如此这般……发表在〈布里吉特〉杂志上的社论》。1998年起出版短篇小说集。2007年第四期《世界文学》译介《埃·海登莱希小说三篇》,包括《最美丽的岁月》(译者安娅)、《香肠与爱情》和《背对世界》(译者丁娜),选自她2001年的短篇小说集《背对世界》(Der Welt den Ruecken)。焦洱写有导言:

埃尔克·海登莱希1943年出生,出版这个短篇集时已不年轻,可是我们竟能从她的这些小说里读出一种无行小女子才会有的摩登和张狂。细细品来,那其中有点中国人所谓“老来俏”的味道,其实那是刻意为之,是紧紧地绷在阅世和孟浪之间的张力,是躲闪在小说叙事背后面对世界的态度。

……
这种态度颇有说头。

海登莱希在从事小说写作的同时,做过多年新闻工作。对于前人众说纷纭的那场战争,对于战后漫长而阴霾密布的岁月,她有自己的眼光,那既是小说家的眼光,是新闻工作者的眼光,又是普通人的眼光。

作为新闻工作者,她对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各种大事有着足够的敏锐和关注;作为小说家,她漫游在幽深延绵的历史隧道里寻微探秘,善于在想象的层面上为各种现实事物建立联系;而作为普通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的一个普通国民,她坚守着个人的立场。当人们的记忆已经固定为套路,变得整齐划一、众口一词时,当专家们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经纬编织他们对历史的叙述时,海登莱希率真而细腻地讲着她的故事,那是走出大历史遮蔽的普通人的记忆,是从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网里漏出去的灵肉传奇。或许有那么一天,当宏大叙事成为别有用心的谎话或者空洞无物的废话时,人们会在这样的故事里瞥见真实的影子,寻到历史纤毫毕见的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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