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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危机与自由主义讨论合集
[版面:经济][首篇作者:beb] , 1998年08月12日18:37:44 ,424次阅读,0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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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eb (mimi),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东南亚危机与自由主义讨论合集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Wed Aug 12 18:38:02 1998), 转信

【经济杂谈】【华语世界】http://209.95.105.222/bbs/business/wwwboard.html
————————————————————————————————————————
          关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讨论与转贴合集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整理

  这是哀伤的时代......................张剑荆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渺民/咪咪
  风眼-论金融风暴及对策(含自由主义讨论)...........渺民/一叶/JAGLEE
  关于出口退税的讨论................了望/咪咪/ONCER/渺民/JAGLEE
  真正的敌人........................渺民
  "货币圈”的形成及应对 .................  李予

————————————————————————————————————————

这是哀伤的时代


作者: 张剑荆

原载 "都市经济频道" 环球了望


  “这是哀伤的时代,劝说似乎丝毫无效。”著名策士基辛格博士
在《大外交》一书中发出的叹息看来不是孤鸿哀鸣。随着7月14 日桥
本龙太郎无奈地挂冠而去,被亚洲金融危机赶下台的首脑行列中又增
添了一位特殊人物,因为他来自老牌发达国家。在他之前,已有两位
著名人物,一位是韩国前总统金泳三,一位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
这样在因危机而下台的首脑榜上,分别有了一位老牌发达国家的代表,
一位刚跨入富国俱乐部国家的代表, 一位正在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将这三位一起论列。

  三位领导都未做到功成身退

  从表面上看,这三位前首脑下台的理由各不相同:金泳三是完成
了总统任期后按程序下台的,苏哈托是被国内的动乱逼下台的,桥本则
是因自民党在参院选举失利主动辞职的。三位首脑的从政经历也差异甚
大:金泳三有多年的反对派的斗争历史;苏哈托连续当了三十多年总统,
他60年代初当上总统时,目前世界上大多数领导人还是20来岁的小伙子;
桥本25岁就当上了自民党的议员,仕途一帆风顺。

  尽管三位前首脑有上述差异,但他们的共同之处也十分明显 :他
们都有宏大的抱负和明确的治国理念,都有着很硬的公众形象——金泳
三作为韩国第一位文人总统,毫不留情地清算军人政权时代的历史,对
自己的阁僚也不留情面地进行调整,执政5年,撤换了6位总理7位副总理,
宣称韩国进入了富国俱乐部;苏哈托在竹幕时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
成功地带领印尼走向稳定和繁荣,被誉为“开发之父”;桥本在日本政坛
以敢作敢为著称, 衣着入时,酷爱剑道,一改日本战后首相软弱谦恭沉
滞呆板的形象。然而,这三位强势首脑还有另外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的
形象和执政基础都受到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损害,都未能做到功成身退,而
是郁郁焉戚戚焉走下宝座,其强势恰与此形成反差,为这 个时代平添了
哀伤的色彩。

  东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适应性 的或断层性的危机,这个看法减
轻了这三位首脑对这次危机的责任。除了苏哈托由于自己营造了印尼的体
制因而体制的失败与他 有直接的关系之外,金泳三、桥本都是在原体制的
基础上开始首脑生涯的,而且还是所继承体制的改革者。但考虑到危机发
生前苏哈托营造的那个体制运转得很正常,处境同金泳三桥本没有大的差
异,因此,我们将他们三位都视作与体制有区别、有距离的 领导者。从这
个角度看,他们三位也象其他任何国家的首脑一样,应为任期内国家的重
大事变负责。

  但在亚洲,情况没有这样简单。政府首脑为经济政策失败承担责任有
着特殊的意义:不是不称职的领导人的错误的政策导致了体制的失败,而是
政治体制的基础不足以支撑经济的新现实, 领导人被结构性的力量推动着,
领导人由于处在结构性的断裂带上而不可能不受到“地震”的损害。

东亚的内伤

  东亚政治体制一般被认为是“威权主义”的,比如印尼的开发式独裁,
韩国的军人专制,日本的一党独大等等。这些政府拥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其
首脑则具有克里斯玛特征。在政府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从60年代开始,这些
国家先后走上了经济起飞的道路。而在其成功的战略背后,东亚国家也有如
下几个弊病。

  1.裙带关系。世界银行1993年发表的《东亚奇迹》报告指出,东亚模
式的一个特点是“分享增长”。报告说,除日本之外,所 有HPAES中,在实
现经济起飞前,其领导人均面临保证其政治上有存活力的迫切需要,“为证
明其领导国家的合法性,HPAES的 领导人选择了多种不同的战略,但有一点
是相同的,即都体现了 ‘分享增长’的原则”。(《东亚奇迹》第110页)

  与世界其余 地区不同的是,东亚国家为确保这一“高于一切的宗旨”
(同上 ,第61页)而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机制,包括:(1)设计特定的财富
分享计划以保证非精英阶层也能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2)建立一支不受
狭隘的政治压力干扰的经济技术官僚队伍;(3) 建立能保证分享信息及赢
得工商精英支持的机构机制。

  据世行研究,分享增长的战略确实起到了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东亚
实现了较小的不公平与较高增长的结合。但是,《东亚奇迹》忽略了,不平
等不只是单纯的收入问题,同时还包括特权者的权力不平等问题,而正是这
一为世界银行所忽视的问题, 成了东亚国家的“内伤”。

  IMF总裁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另外 一位人士所说的密友资本主义,比
较恰当地说出了东亚的这一“ 内伤”。

  金泳三当选总统后,大用助选有功之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亲
信集团”,他们中介集团企业的买卖、贷款、公共工程和各种特许权,收取巨
额回扣,在权力掮客的操作下,负债超过总资产几十倍的公司仍能从银行贷
到款,甚至得到担保向国外贷款。他的儿子金贤哲是权力掮客中的核心成员,
甚至插手政府人员安排。

  苏哈托的亲信集团甚至比金泳三的更为庞大严密。在长达32 年的总统职
位上,苏哈托营造了一个完全与自己意志一致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后来演变
成以苏哈托家族商业为核心的体制,以 至于无法区分印尼是国民的国家还是苏
哈托家族的国家。

  在韩、印尼,每位有权者都是一个节点,围绕这个节点形成 一个细致地
织成的关系网,而这些关系网又形成了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一位专家在谈到
90年代后印尼国营银行不良债权迅速增 加的原因时写道:“经营者抵抗不住政
治压力,他们在受到来自政治家、总统家族和财政部等的压力后,即使明知不
合算,却仍进行融资,而且在出现问题时,也设法将其掩盖起来,使之避免
表面化。”象这种经营者抵挡不住权贵压力的事情,在东亚诸国 ,实不鲜见。

  2.腐败。

  最清晰地显示金泳三处在“内部断裂带”上的事件,是这位总统上台后
推行的“廉洁政治”运动。清算历史、廉洁政治的口号使这位胸有大志的总统
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支持率一度接近90%。然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下,将腐败
事件大量曝光,对于执政的集团来说,并不同时增加权力的合法性。但对于已
经累积了大量腐败的国家来说,不揭露腐败,又是行不通的,这样,金泳三就
陷进了转型期的“断裂带”陷阱之中。与此同时, 腐败在总统周围蔓延着。
1995年,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在内的亲信官员贪污案发,1996年“韩宝集团”
破产案牵涉出一串亲信腐化案,最后,总统的次子这只幕后黑手被揭出。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裙带关系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腐败扭曲着本来
正常的经济交往,扭曲着显示经济状况的信号,扭曲着管理部门的责任和公正
意识。然而,有一段时间,腐败竟然被 作为一项经验被介绍,“腐败增进效
率”成为东亚国家经济奇迹的一个经验总结!

  一系列的腐败丑闻导致日本自民党在90年代失去一党独裁体制,而日本
泡沫经济的崩溃差不多与此同时发生。这是否意味着腐败与泡沫经济的吹起有
一种内在的关联?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那么,腐败的揭露与泡沫
的崩溃肯定是有内在关联的: 一系列金融丑闻损害了泡沫经济的根基。这种相
关性说明,腐败构成了东亚国家的另一个内伤,在腐败的基础上,无法建起雄伟
的大厦,坍塌是迟早的事。内伤打击着对日本金融体系的信心,而桥本对此束
手无策。

  3.信息不透明。

  金泳三、苏哈托都有偏爱保密的习惯。例如,金泳三1996年趁国会休会,
偷偷摸摸通过了《劳基法》和《国安法》,扩大安全机关对劳工团体的监控与
处罚权,从而引发韩国工人大罢工。金融实名制也只是在公开那一天人民才知
道。偏爱保密,使总统与舆论界的关系一直不好。日本经济的不透明也十分严重。
该国银行有10万亿美元的不良债权,但对于银行的问题,政界和商界总是隐瞒
真相,从而使日本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真实规模变得模糊不清。

  东亚国家存在的这些“内伤”,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充分认识,关于东
亚奇迹的各种应时理论没有将这些内伤作为参数考虑进去,有些理论甚至将这些
内伤视作奇迹的一部分。只是由于突然降临的危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三位前首脑为自己的国家留下的都是骚动不安和经济凋蔽的局面。韩国
由富国俱乐部的一员变成IMF救济的对象,人均收入由1万美元降至5000美元,到
5月底,失业率达6.7%,是危机 前的2倍,韩国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危机以来,
印尼已有1340多万人被辞退,据世行估计,到年底,失业率有可能达21.3%,
在9170万劳动力中,失业人数达2000万,陷于贫困的人口达5000万。世行印尼事
务处主任德特雷警告说,经济危机正导致印尼社会四分五裂,前景难测。设在日
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必须注意东南亚发生社会和政治危机的风险。该组织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社会后果》的报告中指出,金融危机对就业与贫困的影响要
比金融崩溃更可怕得多。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程度要轻 些,但作为亚洲头
号经济大国,金融体系混乱不堪,币值起伏多变,各项改革没有进展,失业率5
月份首次超过美国。这些现实似乎暗示着,东亚正进入类似1848年欧洲所经历的
革命时期。

  全球化冲击旧式政治 当我们把背景由“繁荣”、“奇迹”置换为“全球
化”时,这些 “内伤”的危险才能被看得更清楚。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化突然
间变成了一个流行的词汇。有人统计,1980年知名的国际商务和经济刊物上标题
冠以“全球”或“全球化”的文章仅有50篇,1990年时这样的文章达670篇。
(《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1—2期第34页)而对于什么是全球化,迄今也没有统
一的定义(《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3期)。 有人将全球化视作一种过程,并
与国际化、跨国化区别使用,而人们通常将国际化跨国化与全球化通用。有人认
为,全球化是“ 一种不断强化的网络化”。

  德国左派学者约阿吉姆·比朔夫1996 年说,全球化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自
80年代初以来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跨国国际化,将各大洲、各民族都置于一个联
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内。他将这一趋势概括为以下几个命题:
在80年代期间,这些跨国公司触发了世界经济的一种结构转变,接着金融资本与
货币资本也发生了一种形式变化。他认为,四处流动的金融资本是全球化的最明
显的表现,全球化涉及的中心是金融市场。他沿用中心一边缘的分析框架,认为
“今天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没有国籍的金融产业部门和彼此相互竞争的民族国
家金融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二元结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主导优势的扩展。这
一看法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全球化将带来 二元金融结构的冲撞,并且资本主义
中心区域的金融体系将吃掉地方的、边缘地带的金融体系。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学
者都指出, 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劳动力、信息等,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
越大的规模流动。

  狄·布洛克认为,全球化是“经济行为主体的 活动性、灵活性在飞跃增长。
如果企业的成功不再主要是依赖大型工业结构,也就是不再依赖各种生产要素的
传统组合,那么, 传统形式的资本约束就日益变成完全多余的了”,“企业可
以更多地摆脱民族国家的或者地方的社会福利标准的束缚,摆脱高税率的束缚。”
(《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3期)上面的引述并不谋求找到对全球化的统一定
义。

  我们关注的只是: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过程;全球化的重大政治意
义是使民族国家更加依赖国际金融市场,货币和金融业自主权增加 ,“它不仅
日益避开国家的控制和征税,而且通过国际金融和外汇市场简直成了国家经济政
策的检查机关”。全球化成为国家经 济政治状况的监督力量,任何有问题的国
家都无法逃避世界市场的惩罚。在一些学者看来,全球化造成的金融资本与全球
网相连 ,成为测试一国经济政治是否有问题的最快最可怕的方法。《福布斯》
杂志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说选民每隔2年或4 年投票一次的话,那么,
全球的资本市场每天都对国家的经济进行一次公决。它们奖赏对市场态度友好的
政策,惩罚亏损与歪曲真相的现象”。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东亚遭逢危机似乎没有什么难解之处 。习惯于用
强有力手段进行控制、裙带关系、腐败、信息封闭等等,在一些时候很有用的
管制措施,现在则成了一种内伤,当全 球化的浪潮袭来时,经济体系就出现了
断裂,曾经非常强大的政府管制的威力以及政治体制,却无法挽救经济体系免
于崩溃,无法继续支撑它的发展。亚洲尚不适应这种每天都在进行的“公决”。

  苏哈托连续执政30多年,每隔几年的选举不过是关上大门进行一次猫捉老
鼠的游戏。韩国只是从金泳三开始才有了真正的民选总统,而日本自1989年到
1996年桥本任首相,7年中有8位首相,与印尼、韩国比起来,变化不可谓不快,
然而,与每天都进行的投票比起来, 政治的节律还是过于缓慢了。新的形势要
求政治家高度务实和高度敏感,他们需要明白,今后真正的对手(不是敌人)
不是来自其他党派和其他阵营,而是来自全球化金融市场中每天进行的表决,这
是对政治家最大的挑战。

  就个人素资而论,金泳三、苏哈托、桥本都是有极高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
的人,如果在10年前,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政坛上第一流的剑客,然而,时代
变了,以前的套路不灵了,旧式的政 治在全球化冲击下断裂了。桥本向本党解
释辞职的原因时说:“我力量不够”,而事实 上,他是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一
位首相。金泳三告别青瓦台时与记者恳谈时说:“这使我切身感到改革比革命还
困难”。我相信 他们的话都出自真心。确实,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不适应这个时
代了,仅靠个人魅力、靠口号纲领就能决胜负的时代结束了。 不错,这是哀伤
的时代。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 Re: 这是哀伤的时代


作者:渺民 作于 七 月 26, 1998 at 21:09:51:


文中有几个问题似乎值得探讨,首先对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全球化
绝对不是新概念,十八、十九世纪自由通商论者的已经提出了类似
全球化观点,当然那种全球化理念还仅仅只限于商品市场,还未涉
及到现时的生产流通、金融服务、劳务技能以及作为知识经济时代
的核心资料—信息等等方面。全球化是一个逐渐进展、基本没有大
的逆转的全球趋势,最近突然升温是因为现时的技术手段—以信息
技术为核心,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已经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从概
念变成现实,因而实质上全球化是新技术革命对旧有社会经济结构
所产生的冲击,就象蒸气技术启动一个工业化时代一样。亚洲有关
人士把亚洲金融风暴归究于经济全球化甚至西方个别人的阴谋那实
在是可悲的,我也基本同意金融资本“惩罚说”短期资本的风险在
墨西哥金融危机已表露无遗,但亚洲有些国家却逆水行舟,除去其
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亚洲文化和价值观特性方面的原因也不可忽视。
亚洲的体制正是建立在亚洲价值观基础上:压制个性,提倡服从,
家长制作风盛行;忠于家庭而罔顾公共利益;利益通过小圈子来界
定瓜分,排斥公平、开放和自由的竞争。另一方面,亚洲曾经遭受
西方长时间殖民主义统治,客观上激起亚洲国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造就一种急切的追赶心态,稍有成就后,又形成一种盲目乐观甚至
傲慢的情绪,而所有的这些都为危机埋下了伏笔。不过以上是很笼
统的分析,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国家事实上情况有很大的相同。
说到这儿,我倒更想谈谈中国,只是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作者:渺民 作于 七 月 27, 1998 at 21:18:30:

关于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应对之策,我正在写出下文。现在抛开经济,
谈谈文化价值观吧。但我认为在考量一个命题前首先要澄清命题本
身,包括概念、立场和论据。
“亚洲价值观”的概念本身不是一个学术界概念,相反是以一些亚
洲政客出于争辩的需要而提出来的,他们以此来回应西方对亚洲某
些国家家长制作风和裙带关系盛行的批评。如果真要说亚洲存在着
压倒一切的价值观,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儒学价值观,不过这样说某
些亚洲国家又不干了。
例如一些东南亚国家排华的现象。想想印尼发生的事,再推崇“亚
洲价值观”简直是梦呓了。而日本人八十年代也曾起劲推销过日本
文化和他们的价值观,不过我想包括中国在内很多亚洲国家也不干。
说到底这里所讲的价值观只是经济发展后伴随而来的盲目乐观和傲
慢情绪的装饰物而已。对照马哈迪尔在96,98两次亚欧首脑会议上
截然不同的表现即可明了了。不过一些亚洲国家在“人文价值观”
有相似之处也是事实,但他们并没有共通的文化渊源,不象西方价
值观多多少少可以追溯到古西腊和罗马灿烂的文化。
论到中国,没有人敢否认其文化渊源博大精深,而且大体上我们有
统一的儒学价值观。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不同于其它亚洲国家更多地
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受到三方面的侵蚀:一方面
是自身弱点所引致的没落,一方面来自西方文化的渗透和竞争,而
更多的是来自马列乌托邦的冲击。这几乎使我们传统中好的一面丧
失殆尽,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目前还在继续起着作用。中国文化价值
观的缺陷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做了分析,(不过这里还要把传统的、
乌托邦的以及现实政治需要而强行捏造的严格区分出来,本人正在
写的一本书对这方面有所涉及)关键在于如何克服。首先说明“全
盘西化”也是当权者政客提出的概念而非学术界的,当时也是为了
回应一些针贬时弊的言论而扣的帽子。不过以之来形容某些权贵公
子倒也蛮妥切。笼统而言,我认为正是我们文化价值观中缺乏一种
理性探讨精神,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使社会变得铁板
一制的僵化,(偶尔也有极度的狂热)不能通过自身的反省和改良,
避免社会动荡的巨大社会代价而渐进地取得社会进步。文化价值观
的中性论只在限定的条件下是正确。当我们说纳粹的文化价值观是
错误的,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错误而不能为任何其他文化
价值观所相容。与世隔绝的文化价值观自然不受其他价值观的对照
和检验,朝鲜不就是这样吗,只是不知其人民感受如何。而某种文
化价值观对经济的阻碍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已表现得很明显。我看过
一篇文章分析泰国的佛教文化怎样影响泰国人对待经济难题的态度
而和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紧密联系。此论点我也预料到会有两个方面
的反击:起初它对经济发展就没有功劳了吗?西方也有金融危机,
那是否它的文化价值观也有问题呢?简单的回应是文化价值观的优
劣不是一个静态讨论的观点,因为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优劣态势
会起着变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文化价值观变更的重要性。但
我也部分承认价值观的中立说,但这应该指价值观的改变应该源于
自身的反省而不是外力的强迫(当然纳粹的情况还另当别论)同时
各种文化价值观的竞争和渗透是不可避免,也是有益的,最好的结
局是某种程度的融合(这在台湾和香港的例子中部分得以证实)我
想对于文化价值观的态度应该是不再期望出现毛式革命,而是在自
由和宽容的前提下,谨慎地探讨。“救世主”是没有的,同样救世
主的理论即使有,也不值得去相信,我期待着这样一种思想价值观:
人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见解,但人人至多也只掌握部分的事理,唯有
通过探讨,真正的见识得以产生,而如此人也就不再因无知而狂妄了。


Re: 好吧!

作者:beb(mimi) 作于 七 月 28, 1998 at 20:49:48:


渺民兄原来是"大内高手", 失敬, 呵呵.

你那个动态地看文化之优劣的观点满有意思, 我则以为文化本身是在演
进过程中, 就没有过什么静态的文化, 只有经历了时间考验而留存的才
真正是文化的核心. 中国以儒家为主线的文化取济世的进取态度,
其本质也在不断地争辩中. 比如"复礼"达到宋明理学的极致之后,
就失去了活力; 但是以天道循环为主的论"道论"至今仍有很深的根基, 不
能不说是演变中, 淘汰中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确有较强的内敛性, 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自成一体, 就可以说
明, 与外族的融合也多是被迫的. 自省精神比欧洲差不少, 这样的精神去
对付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 会不会显示出更强的容忍力呢? 我认为
以中国的"塞翁失马"的精神来应付经济危机是一种缓解, 以佛教的色空
来对付股市更是容易清明. 文化对经济的作用, 今天能看到的可能只是一
点点, 不宜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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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The unknown SPACE bbs.mit.edu.[FROM: 129.37.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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