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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阅读: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
[同主题阅读] [版面: 经济] [作者:beb] , 1998年08月29日12: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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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eb (mimi),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Sat Aug 29 12:29:47 1998), 转信

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

提交者: 杨 帆 于 北京时间: 15:10:18 8/29/98:

 ◆ 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 ◆

                            ?杨 帆?


     ◆ 一、危机发生的外部因素:国际投机者掌握大量人民币

   我们要力求避免金融危机。如果避免不了,就可能在以后五年左右时间
发生。从外部冲击来说:国际投机资本是否能够造成崩溃性的冲击,取决于能否
在短时期内掌握受冲击国家的大量货币。人民币资本账户不自由兑换,有效防止
了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投机,但外汇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绝投机资本
通过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混入;第二,管理机构内部人员会带头投机并产生波及
效果。比如1998年初,正当决策层决定降低利率的时候,就有一部分银行内部
工作人员去外汇黑市大量卖入外汇,促使人民币的黑市价格上升到1:8.5左右;
第三,是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在进行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买卖,在一定条件下造成
不稳定性投机;第四,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越来越多,有90%没有汇出,
而是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这笔外商在中国国内的债权在5年之后会达到10000
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债权(国家外汇储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没有真正购买生产资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领域,流动性很强。国际投机者通
过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币,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外商丧失信心,普遍要求
将人民币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引起国家储备严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
取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兑换外汇,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将利润汇出只能延缓一年,
因为新的外资会因此不来。这是5年之后国际资本可能冲击中国的特殊形式之
一,也会是我国危机爆发点之一。


      ◆ 二、危机发生的内部因素: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但是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内生性的,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货
币经济层面,中央已经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危机因素;第二是真实经济层面,如人
口问题、环境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精简机构问题、农民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等;
第三是社会与权力结构层面。在中国,存在导致发生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最
特殊。最基本的内生矛盾――权力资本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正如毛泽东在《矛
盾论》中所说,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过程,都有其内在的矛盾,这一对矛盾
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将主导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矛盾的解决方式,可
以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所谓“危机”,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已经激化
到无法自行调整和解决,必须以外部对抗的形式来解决;或者是事物已经无力在
自身存在所允许的范围内解决矛盾,非要以被动形式被迫解决不可。一场危机,
就是外部强制解决矛盾的形式,只不过它所导致的是旧事物的瓦解。当然这种解
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别是如果在旧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产
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价就更大。金融危机如果真的猛烈发生,甚至
引起更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瓦解,就说明中国渐进改革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
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来,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如果
任其发展不去认识,更不去主动调整,那么五、六年后,就会以金融动荡的形式
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因此,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
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
的合法性。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中的那些
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虽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特权,但仍然在市场
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信息、能力各个方面。
所以多数人可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之,保持了“精英
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但这是例外,而
且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才有可能;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
冒险行为进入的,特别是劳改释放犯那一类没有地位的社会群体。中国经济改革
中的利益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这样的特点。在计划经济下我们在名义上建立
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是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
员群体”,实际控制国有资产,以至控制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
制度,控制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等。在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
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把权力资本的形成说成
是“改革扭曲”,是从市场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说成是“和平演变”,是从计划
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都缺乏起码的实证性。实际上我们只要真正认识到我们所
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在本质上是一个什么经济,无论多么美妙的理想,实
际上只能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就可以知道权力资本的形成,在中国正是符合某种
客观规律的。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
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
押物也没有,一般只能通过行政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带有歧
视性的特征。行政权力在改革开始甚至起到了市场经济“助产婆”的作用。改革
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另一种办法
是使权力创造市场即渐进改革。这种办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疗法稳定一些,但是
权力的市场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腐败,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的流失。


          ◆ 三、权力资本发展三个阶段

  权力资本发展,即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时,有20亿
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
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
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的提成落入
私人手中,就有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也有
2万元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
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5万亿财富转移。第三个阶段
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
人好处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人民币;5年3500
亿元。有10%大约350亿元的财富转移。第四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
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
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
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10
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
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
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人民币。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
如有的领导者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
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人民币。目前6万亿
元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实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无人认领?国际
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遣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数千亿美元
的财富外流。在这种暗地巨额财富转移下,许多研究报告竟然使用正式统计数字
计算居民收入,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权力资本化并不为中国改革所特有。英国
贵族资产阶级化,日本明治维新,前苏联改革都有这种特征。中国渐进改革的特
殊性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
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权力资本
扩张与我国政治体制和让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改革初期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巧妙地回避了这个基本矛盾,以生产力原则,
富民原则获得了民心。

  在权力资本化的同时,民营和外国资本也发展起来,旧体制下的资源充分变
成了现实生产力。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
说我们吃的是旧体制下已经有的“浮财”,加上2000亿美元外债,几千亿元人民
币内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正如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
东亚各国的扶持而对“东亚奇迹”评价过高一样,也不能够对我国改革20年的
经济高速增长盲目乐观。由于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我国权力资本
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趋势,逐渐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了阻碍者,我国经济增长
遇到一系列结构性和体制性阻碍,一般宏观政策难以发生效力,1997年开始的
逐渐下滑趋势之所以难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缓解,就是因为我国经济增
长的特殊因素动力一体制转轨,已经大部分释放完毕,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潜力,由于市场被权力分割垄断,信用程度降低而难以发挥出来。不做重大改革,
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中国的经济就无法真正启动。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渐进
改革的基本矛盾开始显露并阻碍改革进行。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得中国无法再
利用通货膨胀发展经济和实现改革,总量扩张下的增量改革,以1993年“软着
陆”和1996年以来以“抓大放小”为标志、转变成总量平衡或紧缩条件下的存
量改革。总量不膨胀,利益转转移就无法隐蔽进行,这就必然出现绝对利益受损
害的社会阶层,而且要提出权力资本的合法性问题。在中国,这种问题是由计划
经济思想的“左翼”从肯定计划经济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左翼”理论严厉批
判了权力资本,但是它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而回
避了正是计划经济建立了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其理论前提是虚假的,但是它从
改革的对立面,在实际上提出了权力资本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另一种“右翼”思
潮企图修改意识形态全盘正面肯定权力资本,亦难以被中国社会所接受。金融资
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
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
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

  未来5年能够继续向市场转换的有:

  ――60万平方公里的国有土地,经过房地产开发继续向市场转化;

  ――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3000亿斤国家粮食储备;

  ――部分国有资产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明确与资产转移,效益可以提高;

  ――单位所有的住宅出售给职工:

  ――国家金融风险向企业和居民的转移。利率市场化和浮动汇率的实行,扩
大直接融资,都是转移的方式,同时也是国家对金融资源控制的放松――这是中
央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项资源。风险的承担者有风险报酬,国民财富还会有所增
长;

  ――国家保险向社会保险转移,政府在放弃责任的同时也放松对人和社会的
控制;

  ――内外债还有扩大的空间。在上述资源的转化过程中,仍然会促进经济增
长,但是更多的部分可能将被权力阶层所占有,伴随出现的会是更加严重的腐败
和两极分化。还有三项资源,名为公有实为个人或社会所有,必须保留而不能被
权力资本所侵吞,但是在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过程中,也有被侵吞的可能;

  ――农民家庭承包的耕地,法律上归集体所有,中央又有承包30年不变的
政策。为防止土地兼并,应该正式将耕地所有权分配或低价出售给农民;――老
工人按照工龄存放在国有资产中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应该正式划出作为社会所有
的社会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或购买国债,以其盈利支付社会保障;

  ――存放在国家银行中的居民储蓄。目前银行的信誉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政
治权威在支撑,这种权威如果在随通货膨胀和社会问题加重过程中逐步流失,大
规模的挤兑就会到来。

  当应该转移的全部转移完毕,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
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
过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但
是这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很难进行,一方面是权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
不愿意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权力资本也无法取得合法性,
因此很难以公开化的方式去制约它。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权力资本的
实际形成与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无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难从经
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权力资本继续在市场中扩张。由于经济总且已经受
到控制,权力资本的扩张将打击民营经济,缩小居民购买力,使得整个经济萎缩
下来。权力资本亦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场经济中恶性膨胀,把
那些属于居民个人的存款、社会保障、农民的耕地,也要“转移和流失”到自己
手中。这样,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而且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在渐进改革
的基本矛盾不能通过渐进改革自身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真实经济的失衡就难以解
决,防范金融风险就只能停留在金融层面。

  上述基本矛盾如果没有根本性改观,估计中国危机发生过程是:坚持反通货
膨胀政策使经济陷入衰退,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被迫再次膨胀,导致信心崩溃
和挤兑,银行呆账暴露出来,政府被迫实行货币改革,经济空前紧缩,社会政治
危机爆发。如果不加快改革步伐,也许5年左右可能发生危机。这是因为:中央
政府能够掌握的资源基本转移完毕,加上腐败蔓延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
低,在危机爆发后丧失控制能力;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矛盾尖锐化;同时我国
内外债已经到达临界点,净出口不足以偿还外债和外资利润;而外商掌握的人民
币数量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此时的政府换届,将促使危机的爆发。


           ◆ 四、确立“危机预期”

  为了在中国防止这种危机前景,中国防范金融风波的思想需要进一步坚持和
发展。在金融层面上必须坚持控制金融危机因素;在实际经济层面上应该坚决地
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
来。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并启动广大居民包括贫困
阶层的购买力。如果不能真正通过全面的改革和坚决措施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不
能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渐进改革自身所无法克服的
基本矛盾,就会以权力资本恶性膨胀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经济政治社会大危机,
我们必须避免这种前途。目前确立“危机预期”,对防范危机的真正发生有好处。
因为预期只要建立就会有“提前反映”。如果多数人预计5年后会发生危机,那
么危机每天早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每次都比较小。我们希望的是,将未来的危
机因素“提前引爆”,化整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如果亚洲金融危
机的爆发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潜在危机,确立危机预期,并在5年左右将
其化解,那么这是中国之福,我们倒要反过来感谢亚洲邻国为我们“交学费”了。
上述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足以说明只从“左右翼”,只从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
不能够说明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加深层次的反思是放弃“赶超战略”:德国、
日本和苏联的军事赶超、东亚的出口赶超均已失败,中国的出口和消费赶超已经
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腐败,面临严重的结构和金融危机,没有出路是注定的。
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一条面向广
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数暴富阶层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道路。
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民主和社会公正。如果我们说“社会主义”
还有用,恐怕就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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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The unknown SPACE bbs.mit.edu.[FROM: 129.37.16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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